《舊唐書·地理志》的斷限與史源——兼論構成材料與纂修過程

《舊唐書·地理志》是研究唐代歷史地理的主要文獻依據,然其斷限與史源尚未釐清。本文打通政區沿革考證與史源學兩種研究思路,剖析《舊志》的斷限與史源,並分類考察其構成材料,透視文獻纂修過程。以往認爲《舊志》總序中出現的兩處斷限提示,其實與《舊志》政區沿革斷限無直接關係。結合《舊志》所記都城長安附近政區沿革,與《舊唐書》藍本唐代《國史》的修撰歷程,可以論定《舊志》的斷限當在乾元年間。

《旧唐书·地理志》江南、剑南二道勘误若干则

对《旧唐书·地理志》江南、剑南二道记载的讹误缺漏之处进行了勘误订正。

新旧《唐书·地理志》各州领县户口系年考——从州县建置的角度

《旧唐书·地理志》多数州府均有两组领县和户口数字,分别记为"旧领""天宝领",个别府州另有记为"天宝后""领县""元和领""今领"的领县情况。根据州县建置及变动情况,可将这些不同时期的领县及所领户口的年份大致推定为:"旧领"为贞观十三年,"天宝领"为天宝十三年,"天宝后"为天宝十四年至乾元年间,"元和领"为元和十四、五年,"今领"为大中后至光启三年,"领县"多为天宝末至宝应年间。《新唐书·地理志》各州只有一组领县和户口数字,除京兆府下有"天宝元年领县"字样外,其余州府均直接记为"领县"。《新志》所记户口与《旧志》"天宝领"所载户口数大同小异,应是同时期户口数据,但是领县年份却与户口年份不同,《新志》各州领县时间当为天祐三年后。

《新唐书·地理志》关于京兆府及其辖县的史料辨析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成果不多,史料鉴别方面的成果更少。但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辨析对我们研究历史有重大意义,史料是否详实决定着我们是否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在查阅京兆府的部分时,笔者发现《新唐书?地理志》与《旧唐书?地理志》关于记载京兆府的辖县数量以及万年、兴平二县的具体内容有所出入。并且通过查阅《元和郡县图志》《通典》《资治通鉴》等相关记载,运用本校法和对校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辨析和考证,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希望能为以后阅读这一部分内容的读者提供些许帮助。

《旧唐书·地理志》的编撰层次从“今”的有效时间入手

《旧唐书·地理志》中具有明确时间指向的含“今”文字,分为“今督”“今收管”“今领(管)县”三类。三类含“今”文字成立的有效时间分别是贞观十三年至永徽元年(639-650)、上元二年九月至广德元年七月(761-763)、景福二年至唐末(893-约907)。据此可知,《旧唐书·地理志》文本乃复合而成,且至少经历了三个时期史臣的递修。每次修撰时,后代史臣未对前代史臣撰写的文字进行彻底改写,以致今所见《旧唐书·地理志》文本保留了不同时期的修撰信息。

《旧唐书·地理志》西南地区正误

《旧唐书》虽经校勘,然仍有不少未尽善处。本文对《地理志》所记西南地区所涉诸州的州县领属、所领县数、设置时间及其变更等的失误,进行了订正和补遗。

《旧唐书·地理志》幽州建置沿革四考

本文对《旧唐书.地理志》幽州建置沿革选取四条进行考辨,对于其中前后矛盾的内容加以辨析,对照其他文献并根据文例对于以前学者的论点进行重新论述。

试论唐后期地理学的实用与精简之风——兼谈《旧唐书·地理志》的编纂风格

唐代地理学有重视实用的风气,在前辈学者的研究中已经得到揭示。如王庸先生言“唐代总地志,除贾耽之《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兼详沿革外,其他大抵皆详于当代政事地理”[1]。胡宝国先生也认为唐代地理学“重视实用性,强调地志要记载关涉国计民生的有用内容”[2]。但这种表述亦不够完善,所谓重视实用的特点并不适用于唐前期。笔者此前撰文已经指出“唐前期无论是官方观点、学者观点还是实践行为,都体现了在官方主导下重建大一统地理学术的风气”,而重视实用的特点“仅限于唐后期”[3]。

《旧唐书·地理志》校疑二则

因今本《旧唐书》文字传刻有讹误，如《地理 志》中庭州之五年及天授二年之五鼎州等处，志文中有前后歧 异或脱漏之处。本文通过内核等方式，略加辨析，俾使史文有 所补正，以为唐书的整理者及治吏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