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杂志与太平洋战争——以1944年为中心

1942年1月,在伪满洲国弘报处的安排和支持下,作为日本殖民主义政权喉舌和宣传工具的《艺文》杂志发刊。至1944年6月,太平洋战争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配合南方的侵略战争,扭转颓势的战局,重新易主出版社的《艺文》杂志,其编辑方针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大东亚战争”时期日本殖民主义政策面面观——《艺文》第1卷第6号读解

1941年末,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翌年3月始,又举办一系列"满洲"建国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此间出版的《艺文》杂志第1卷第6号,鲜明地反映了该特殊时期"满洲"日本殖民主义政策的面面观及殖民地民众的思绪。

《汉书·艺文志》记述道家文字的考辨和分析

《汉书·艺文志》系统地考辨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并对各学派产生的背景及特征进行了概括。《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产了重要影响,如清人王鸣盛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8页)。目前学界在撰述早期道家思想文化相关著作和论文时,常以《汉书·艺文志》中记述道家文字部分作为自己论据之基础。

《艺文志》之“文”正名

传统理解把《艺文志》的“艺文”看成联合结构,即“艺”乃“六艺”、“文”乃“诗赋(或文学)”,“艺”“文”并称;实际上,艺文”乃偏正结构,为“艺之文”,即《艺文志》所列诸类,均是六经的文本体现或反映之意。这种说法可以通过《艺文志》文本及当时人对“艺文”一词的运用方面得到证明。传统的误读导致了人们对《艺文志》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正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名实辨

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无论其归类为小说家还是小说,均为当时人所理解的小说作品。这一归类创始于《汉书·艺文志》而定型于《隋书·经籍志》,主要体现为传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政教学术是其立类基础和价值评判标准。其较少著录唐宋传奇甚至根本不著录通俗小说,也与这一部类的设定原则密切相关。至于此类著录中有许多不合今人小说标准的作品,那是古今小说观念差异造成的,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这些作品在当时人眼里的的确确是小说的历史事实。

《艺文志》杂志与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

1931年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东北文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本文以当时的大型文艺杂志《艺文志》为标本,钩沉其办刊方式、文学作品,借此揭示其构筑的伪满洲国时期文学发展的状貌,并探讨强权挤压下文学独立的可能性。

新见尤侗《艺文志》五卷述略

尤侗编纂的《艺文志》五卷是康熙18年以来的首部《明史艺文志》稿本。此书不易得见,以致有学者认为它已经亡佚,实则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的清刻本。依据这一新见版本,订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两处错误,并从序文、分类、断代等方面的对比论证尤侗《艺文志》对殿本《明史艺文志》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注注者补考及其史料来源探考

《汉书·艺文志》注可以确定为班固所为;从编撰《七略》的目的与功能上看,刘歆缺乏为《七略》所著录的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的必要性;基于刘向没有为相关书籍撰写"书录",或者虽撰有"书录"而仍有补充的前提,刘歆才会为相关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以班固《汉志》注为据《七略》删减、改写而来不能成立;班固《汉志》注的史料来源,包括《别录》《七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等,班固当也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对相关书籍作了注释。弄清以上问题的意义在于:其一,可以进一步确定班固在《汉志》编撰中的地位,及其为古典目录的体式制定所做出的贡献;其二,对于《汉志》总序中所说的"今删其要"可以有新的理解,所"删其要"之对象,除了《七略》外,还当包括刘向《别录》在内;其三,对于班固为《汉志》作注释的用心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著录失误考

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著录小说63部,其中错讹有误的33部。以按语的形式对王仁裕《金华子杂编》等33部小说依次进行考辨,再以列表的形式总结其小说著录失误情况。通过考察可知,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著录的错讹,主要体现为:误收、重出、作者有误、书名有误、卷数有误、人书不符、作者不实、作者残阙、著录模糊等。此外,五代著作断代,上限以后梁建立(907)为界,下限则根据作者实际情况,以其所处割据政权归宋的时间为限。

《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谶纬论

《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谶纬书,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汉哀帝、平帝前就没有谶纬文献的存在。因为时代政治原因,刘向不会著录谶纬书;刘歆有熟悉谶纬书的可能,但未增添《别录》的内容,故《七略》不著录谶纬书;西汉谶纬书的收藏之所在太史不在秘书,而《汉志》中也有类似谶纬的书籍。更重要的是,班固作《汉志》前有光武帝钦定图谶81篇,有别于从西汉到新莽时期的谶纬文献,故难以著录。

《初学记》《艺文类聚》比较研究——以“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初学记》与《艺文类聚》皆是唐人编纂的经典类书,前辈学者多认为二书是绝无关系的彼此,文章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初学记》之“诗文”题名及排列顺序毫无置疑地受到了《艺文类聚》的影响。再者,《初学记》之“诗文”内容对《艺文类聚》之“诗文”内容的因袭亦是明显,但此因袭绝不是剿袭,二者之“诗文”部分可谓因袭与变革同在、删并与增补共存。总之,《初学记》与《艺文类聚》是关系紧密的两个文本,二者之间既有继承更有发展。

评刘知几《史通·书志》中对《天文》、《艺文》、《五行》三志的批判

本文就刘知几《史通·书志》对《天文》、《艺文》、《五行》三志的批判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不合理之处,但同时也肯定了其积极意义。

从班固的经学价值立场看《汉书·艺文志》赋之分类

汉代儒家经学价值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对汉赋等文学样式进行着吸纳与改造。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班固持正统思想与经义眼光而论赋,赋之分类标准体现着班固以经学价值构建为核心的价值取舍尺度。《艺文志·诗赋略》对赋的分类,重人大于重文,重价值大于重词句,班固在赋分类问题上所要表达的重点,并不在赋体自身文学特征的区分上,而在其价值的评判上。

论《汉书·艺文志》目录注释体例的开创之功

班固的《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它对《七略》中的图书叙录全部删除而代之以目录注释,这些注释对书籍的状况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除介绍作者,图书内容外,还反映存佚残缺,真伪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一方法开创后,图书的目录注释以此为端倪,在以后的目录学著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清儒补元史艺文志目录学成就探析

明修《元史》未立《艺文志》,清儒对其进行了补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金门诏、黄虞稷与卢文、钱大昕三家。三家补志著作对填补《元史》无《艺文志》之空白,反映元代图书之繁盛,在分类方法之创新,及著录内容中对《元史》和其他志书之补正上,都有所成就,在目录学史上有较大影响,也为研究元代学术文化指示了门径。

民国印刷专业期刊的知识生产：《艺文印刷月刊》考论

中国近现代印刷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期刊的支持与配合。作为20世纪3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印刷专业期刊,《艺文印刷月刊》为提振现代印刷教育而创刊,通过历史、技术与行业三个主题的知识生产,直接推动了印刷学术研究。《艺文印刷月刊》在推动印刷行业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推动当时文化事业进步的社会意义。

“泛释无义”与郑樵《艺文略》之失误

"泛释无义"是郑樵在目录编制方面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它要求给书籍作解题时,一定要准确地抓住该书的特点及内在规定性,而解题的有无,则必须视实际需要而定。郑樵把这一认识贯彻实施到自己的《通志·艺文略》中,因而其中著录的绝大部分书籍都没有解题。但《艺文略》的失误并不在无解题,而在其不实。

《汉书·艺文志》“杂家”蠡测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九流十家”,杂家为其中“一家一流”。班固言杂家者流盖出于王官之议官,而周官议官后世无从可考,且汉以后历代志书杂家类书目变动极大,使后世学者对于杂家究竟为何种学派争论不休。襍与雑虽俱为今简体“杂”字之繁体,但二字本意尚有所区别,战汉时期所言杂家当写作襍家更为恰当。通过将战汉史料与《汉志》《隋志》对襍家定义对比研究后可发现,襍家与西汉早期之前的博士官特征极为相似,为襍家学者或即当时之博士。汉以后博士为儒者垄断,又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家以外百家学皆为杂学,而诸子又皆有他名固称无需再易其名,原“博士家”也就是后来的襍家,再称博士之名已不再合宜,故刘、班以“襍家”名之。

《汉书·艺文志》目录比例统计

通过对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的长期研究,并经过完整的检索,发现作为载录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的《汉书·艺文志》,尚无学者对其中的家数、卷数作过目录比例的数字统计的专题研究。为体现最早一批典籍在正史中被著录的状态,笔者对它们逐一进行了梳理,从而得出本文。

評《補五代史藝文志輯考》

作为一种特殊的图书目录，《艺文志》的文献学价值早已得到确认，其如清人王鸣盛所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间途，方能得其门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