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门罗动物书写的后人类主义——以《男孩与女孩》为例

本文从后人类主义视域出发,对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男孩与女孩》中的动物书写进行再解读。小说中,门罗聚焦动物书写中的后人类理论视野,通过叙述者的认知嬗变历程,揭示动物受人类宰制的生存困境,解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为动物权利提供正当性辩护。该叙事从叙述者生成—动物的过程中看到了人与动物同行共生,构建人与动物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艾丽丝·门罗日常生活中的哥特式书写

艾丽丝·门罗被视为加拿大南安大略哥特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将大量的哥特式手法运用到现实主义的创作中,并融入加拿大偏远小镇独特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营造的地域色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门罗式哥特风格”。通过对南安大略小镇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呈现平和生活表象之下的黑色暗流,揭示人性中那些不经意间展现的“日常之恶”,探寻人类潜在暴力的伦理问题,阐释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恐惧和焦虑的根源。

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的男性形象分析

荣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主要描写加拿大偏僻小镇上平凡女子的日常生活。在其封笔之作《亲爱的生活》中,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群在琐碎沉闷的家庭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女性。为了烘托出这些女性的苦闷、无奈和迷惘,门罗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迥异于传统文学中如英雄般存在的男性形象,反映了门罗对于复杂人性的敏锐观察和对两性关系的深刻体验。

仪式书写与旅行书写——评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

从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中选择四个故事,分析她独特的女性叙事话语——仪式书写与旅行书写。对艾丽丝·门罗来说,仪式书写和旅行书写是赋予文本意义和阐发内涵的途径。她用仪式书写和旅行书写探讨了女性在现实中的主体地位、人生价值、现实存在以及自我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丰富了成长小说的内涵,拓展了女性叙事话语的边界。

女性意识在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文学作品中的书写

加拿大著名作家艾丽丝·门罗对于女性意识的表达深刻地反映了她内心对于女性的态度。通过对其生平事迹的回顾以及女性意识的变化历程,从萌芽时期的自我认知意识,发展时期的自我追求意识到深化时期的自我实现意识,艾丽丝·门罗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看待自身的经历和社会的发展状态,从而引起了与读者之间的共鸣。

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的叙事策略

艾丽丝·门罗以其短篇小说著作享誉文坛。她的短篇叙事风格扎根于漫长的文学创作,更源于她对生活的理解。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充分展示了她的叙事策略。该书中门罗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和回顾视角,使得叙事变得复杂、富于变化,给读者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阅读体验。

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她的作品主要描写加拿大女性的日常生活琐事,用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活动描写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女性形象。在201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艾丽丝·门罗以二战后期为时代背景,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在加拿大偏远地区生活的女性群像。这些女人们或因苦闷单调的生活而反叛,或因个人追求不被理解而出逃,这些女性形象反映了加拿大二战前后女性独立意识的萌发和对于传统观念束缚的反抗。

艾丽丝·门罗对抗权威的书写实践——以《男孩和女孩》《办公室》为例

艾丽丝·门罗的生活经历与其"女性书写"之间,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她的优秀短篇小说《男孩与女孩》借助对"女孩"成长路线的描述,还原了"女孩"的权力关系如何在社会结构关系之下被不断再生产;她的《办公室》则通过"办公室"这个场域,展现了女性如何在社会的窥探侵扰之下,重新退回家庭成为"女人"。

失去·成长·孤独——艾丽丝·门罗作品《亲爱的生活》中的空间叙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封笔之作《亲爱的生活》中反复出现了一些空间意象,并通过空间的变化来展现人物的失去、成长与孤独的主题。本文结合空间理论,从作品中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出发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空间意象不仅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了门罗作品中生活化的表达方式背后的含义,也突显了建构叙事空间的效果。

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中的动物性书写

《好女人的爱情》是诺贝尔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重要作品。门罗在故事中揭露了瓦利小镇的居民们对动物性的排斥与恐惧。动物性成为令人耻辱的卑贱物,人们对自己身体的动物性本能感到羞耻。人们厌恶残疾与患病的身体,无法与自我和解,也难以对他人产生真正的同情。动物性在父权暴力的象征秩序下成为难以言说之物,小镇中充斥着压抑的沉默。门罗通过书写被贬抑的动物性,展现小镇中的偏见与压抑,质疑人性与动物性暴力的二元分割。

空间批评视域下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加拿大民族身份想象

加拿大的被殖民历史注定其民族身份形成的漫长过程,从殖民拓荒时期开始,到英属加拿大时期,再到加拿大民族国家的成立,加拿大民族身份不断被想象与定义。作为民族想象的载体,文学一直是作家对其所属民族身份进行想象与构建的工具。在艾丽丝·门罗的文学世界中,民族身份往往与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空间相伴。通过书写荒野、洞穴及“门罗小镇”,她对加拿大18世纪殖民拓荒时期、20世纪60年代民族主义盛行时期以及民族主义消退之后的民族身份进行构建,最终构建出从疯癫到自恋再到“居于间者”的加拿大民族身份。一方面,这种通过书写庸常的日常生活空间对民族身份这一宏大主题进行表征的叙事方式诠释了门罗的后现代叙事风格;另一方面,“居于间者”的民族身份也为“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不同民族如何既保持本民族独特身份又与他民族共存提供一定的启示。

浅谈阿列克谢耶维奇与艾丽丝·门罗的异同

艾丽丝·门罗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同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女性作家,两者的创作风格虽然大相径庭,但其精神内核却有着共鸣。两者同样将目光置于了寻常人想要回避的生活的另一面上,以揭示或暗示的手法引起读者关注。其创作背后,是作家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与直视生活的伟大勇气。

艾丽丝·门罗与丁玲作品的阴性叙事比较

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作家,于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作为女性主义作家,艾丽丝·门罗与丁玲在小说创作中具有鲜明的阴性书写特点,二人均用阴性书写的方式表达女性的压抑,展现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姑娘们和女人们的生活》以及丁玲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都描写了女性的逃离,但运用了不同的阴性书写方式。本文从叙事学角度,对比两部作品中的阴性书写并对其异同进行原因分析。

《亲爱的生活》中的生存美学书写

艾丽丝·门罗在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讲述了多位女性所经历的相聚与别离、危险与意外、离家与返乡的故事。主人公们虽然经历了艰辛与磨难,但依旧对生活怀有希望。在不断追求自我主体性和审美化生活的过程中,她们与自我和解,选择以积极、坦然的态度面对生活。本文从生存美学理论视角出发,从认识自我、修炼自我、革新自我、关怀自我四个方面分析小说集中个体的生存美学。研究发现,主人公们在无法预料的生活中能够通过自我关怀和自我技术实现身心成长和审美化生存。

论门罗《亲爱的生活》中的理性诉求

生活是门罗作品中的常见主题,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探究《亲爱的生活》中静水流深的生活镜像之下的理性诉求,包括个人对权力的诉求、家庭对和谐的诉求以及社会对再生产的诉求。对《亲爱的生活》的理性反思也折射出门罗对现代社会理性吊诡的反思以及对重建交往理性的召唤。

“最亲密的话”——论艾丽丝·门罗《亲爱的生活》中隐秘的羞耻感

羞耻感是一种驳杂、深刻的情感,在艾丽丝·门罗的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羞耻感作为情感层面的核心之一被反复呈现,同时又在门罗包容矛盾与冲突的对话式文学想象中不断被超越并延伸至各个层面。本文选取性别、消费、伦理与存在四种视角,来探析羞耻感在门罗小说叙事中独特的美学价值。羞耻感作为人生来便具有的情感,其发生过程实际上是转回自我的心理过程,它启发个体的自我明辨,呼唤伦理主体的道德重构,激荡人们灵魂深处对真实自我的追寻,这便是门罗创作的“隐秘之美”。

历史性与文学性之间——评《艾丽丝·门罗:书写她的生活》

罗伯特·撒克的《艾丽丝·门罗:书写她的生活》是一部真实性与文学性兼备的传记,撒克在此部传记中基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叙述了艾丽丝·门罗从出生至2009年的人生历程,甚至对门罗的家族历史也做了非常详尽的考察,这凸显出了此部传记的真实性;另外,撒克还试图追随门罗自传式的创作方法,以门罗的现实人生和文学创作生涯互为参照的方式对门罗进行解释,此种独特的创作手法即是此部传记文学性的体现。

论艾丽丝·门罗的记忆书写

门罗的故事不少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很多内容都是根据回忆复现的。本文拟用记忆理论对其小说进行解读,考察其如何在对个人记忆、日常记忆和家庭记忆的追溯中,唤起并激活社群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民族记忆。

《库特斯岛》的空间书写与人物自我追寻

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以其作品深邃的思想性及独特的叙事性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短篇小说《库特斯岛》再现了门罗的经典主题——女性在现实中的自我探寻。小说中,门罗不再仅视空间为故事的发生地,而是将特定空间的书写作为构建人物的叙事手段,通过对主人公蛰居的地下室、漫步的街道以及梦里的库特斯岛三个典型空间的书写,为读者呈现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萌发、遗失及重建的心路历程。

论《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之女性意识启蒙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的长篇小说《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是一部具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主要围绕着主人公黛尔·乔丹成长过程中的八个小故事,讲述了黛尔如何挣脱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如何从一个懵懂青涩的女孩转变为一位聪慧独立的女作家的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