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想象、爱的滋育与美好秩序——《花的学校》的审美旨趣

《花的学校》不仅是泰戈尔作品中充满灵气的佳作,也是一首充满天真想象的散文诗,其蕴含的不囿于时空的自由想象与泛灵论的哲思、孩童与自然之爱,母亲对孩子爱的滋育,以及对美好秩序的独特体验等方面值得关注。总体来看,《花的学校》对爱、自由等的审美旨趣充满了泰戈尔式的哲学智慧和深刻洞见。

中国古典风格艺术歌曲《花开几何》的音乐分析与演唱技术

本文以中国古典风格艺术歌曲《花开几何》为例,在综述此曲创作背景的基础上,着重从音乐分析与演唱诠释两个方面予以深入的探究。在对该曲的音乐分析上,主要从结构、旋律、调式、节奏、伴奏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级进、模进、重复的旋律发展手法、同宫系统调与雅乐音阶、前紧后松与变化-稳定节奏组合以及主调和声织体的运用构成了此曲的整体音乐风格特征;在演唱技术的运用上,则从气息、咬字与吐字技术、语言、润腔四个方面结合音乐表现进行了分析。

小厦房里的疯女人——马金莲近作《花姨娘》中的女性意识解读

回族作家马金莲是宁夏的一张文化名片,她以细腻质朴的笔触刻画了众多回族儿女的鲜活形象,2018年她凭借《1987年的浆水与酸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马金莲新作《花姨娘》通过叙述传统文化下花姨娘这一反叛者跌宕而又短暂的一生,展现出乡村女性大部分仍处于失语的状态,少数女性萌发出了积极反抗的女性意识。为此对小说中的父权文化以及在父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之间的异化与女性意识的觉醒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马金莲的这部作品。

论马金莲小说《花姨娘》中的女性空间书写

马金莲的小说《花姨娘》通过以花姨娘为中心的人际谱系,从“母亲与女儿们”“丈夫与妻子们”和“妯娌与姐妹们”三组关系入手,书写花姨娘的悲剧命运,并顺势展开“乡村礼俗”“城市物质”与“个体意识”三大空间,揭示悲之所以为悲,完成对作家强烈生命体验的审美超越。花姨娘逃离乡村,于城市受挫,最后又被放逐回乡村,彷徨于三大空间中的她并未迎来真正的自由,耽溺于理想之爱的结局便是成为“老屋里的疯女人”。小说对女性与乡村的思考,对何谓真正主体性的深入探寻正试图呼唤所有人破话语之镜而出,求索镜像背后的真实。

《花开山乡》中的国家新乡土形象叙事

当下脱贫攻坚类影视剧中表达和叙事一直与空间紧密连接,不难管窥出“乡土空间”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影视剧发展变化叙事的主基调。《花开山乡》内嵌脱贫与生态建设的主题,以中央下派干部白朗前往芈月村担任基层支部书记为故事线索,以打造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玫瑰产业、组建劳务公司等一系列情节为叙事表征,同构出一部集“信念传承的表征性空间”“当代乡村写实发展的实践性空间”“传播机制与社会神经系统交互共振的再现性空间”于一体的时代影像。

在真实与虚幻、形象与抽象之间——解读泰戈尔散文诗《花的学校》

《花的学校》是泰戈尔《新月集》中的一篇散文诗,现为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三年级上册课文。文中以孩子的口吻向母亲叙述自己关于花孩子和花的学校的想象与发现,体现了真实与虚幻、形象与抽象的有机统一。教师应抓住散文诗的艺术特点,从诗化的语言、变换的视角等角度解读《花的学校》,有助于学生准确定位文本,关注有新鲜感的词句,充分感受文本魅力。

外语演唱下中国风流行歌曲的中国风保留研究--以歌曲《花西子》(国际版)为例

目的: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风流行歌曲不断涌现,并呈现出更加多元的风格。随着国际流行音乐文化交流愈发密切,中国本土音乐文化正逐渐打入国际音乐市场,部分具有中国风特色的流行歌曲开始脱离中文歌词,以外语歌词的形式发行。然而,这种新形式无可避免地导致歌曲本身的中国风特性有所流失,甚至造成听觉上的违和感。因此,如何在外语演唱这一既定条件下仍保留歌曲的中国风特性,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方法:文章以用中文、日语、意大利语、英语和俄语五国语言演唱的歌曲《花西子》(国际版)为例,采用调查法、作品分析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该歌曲为国内彩妆品牌“花西子”同名广告曲,由陈致逸作曲,方文山作中文词,夏飞作外语改编词,歌手周深演唱。歌曲的中国风特性明显,前后经历中文版和国际版两次发行。国际版主歌保留中文词,副歌依次替换另外四国外语词演唱。结论:保留中国风特性的积极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民族五声调式作曲奠定中国风基调;各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合理搭配及民族乐器埙的加入造就中国风编曲风格;歌手的独特演唱处理和外语驾驭能力为歌曲核心,呈现外语演唱下的中国风特质。

批评即选择——论《花庵词选》的词学批评意识

作为宋人选唐宋词的选本，黄升《花庵词选》是宋代词学批评研究的一个富有意味的个案。《花庵词选》的词学批评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本的选择结果及其蕴含的批评态度；二是选本间附的点评及其词学理论指向；三是不同于一般阅读接受反应的增设代拟词作标题之行为。在批评即选择的层面上，不仅可以探视作为选者黄升的个人词学审美心态。

川端康成《花未眠》的审美解读

对文学作品的鉴赏通常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内容方面，透过字里行间体会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二是形式方面，体会作品形式的精湛之处。

张爱玲小说的深层结构——基于格雷马斯行动元及语义矩阵理论视角下《花凋》的研究

张爱玲小说的深层结构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格雷马斯提出了叙事程序、行动元、语义矩阵等理论和概念,成为揭示张爱玲的作品的深层结构一个有效的工具。本文以张爱玲的小说短篇小说《花凋》作为分析的范本,分析《花凋》中四个叙事程序阶段,即产生欲望或愿望阶段、具备实现欲望的能力阶段、实现目标阶段以及得到奖赏阶段。《花凋》中行动元关系表现为:主体(郑川嫦)与客体(章云藩)关系,发送者(郑川嫦的母亲及姐姐)与接收者(郑川嫦)之间的关系,支持者(缺失)与反对者(郑川嫦的父亲母亲以及姐姐们、郑川嫦身体上的病、郑川嫦主观能动性的消失)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花凋》的施动关系结构图。《花凋》的深层结构则表现为生与死的对立,自由与禁锢的对立等。

从《花之城》看日本“征用作家”的战争责任

文学作品在记录历史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井伏鳟二在《花之城》中虚构了日军占领下的新加坡市民的和平生活,讴歌了日本的对外战争。其原因除了战争时期政府的高压统治以外,日本作家自身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战争中,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都没有从意识形态上去认识、判断、怀疑过战争,进而导致了他们对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轻信和盲从。然而,历史的真相却不能因文学的虚构而被掩盖,文学家在"传承历史"问题上的责任重大,研究文学家、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了解日本文学家与战争的关系,还可以为研究战争提供一个途径。

《花凋》与《善良的乡下人》“女畸人”创作之平行研究

依据文化批评,对《花凋》与《善良的乡下人》进行平行研究,分析中外两位刻画"畸人"的女作家在女畸人创作寓意和创作手法上的异同。通过象征主义手法,张爱玲对丑陋身体的刻画揭示了女性活着的困境和无奈,批判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摧残;奥康纳对身体丑陋的意象书写更像是宗教启示录,揭示的是丑陋的人性本身,借以探索现代社会人性迷失的疗救之途。

黄昇《花庵词选》的编纂动机及其成书的文化背景

为词存史、以词娱乐,是黄编纂《花庵词选》的主要动机。南宋“复雅”思潮及诗文选评风气之盛,是《花庵词选》成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背景。

从《花腰新娘》看花腰彝的民俗

电影《花腰新娘》充分地展示了花腰彝的民情风俗,文章从影视中传统民俗的体现论述了传统民俗与现代影视之间的矛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传统民俗的发展作出设想。

从两个故事看《花影集》、《绣谷春容》和《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及其与《百家公案》的关系

《百家公案》第二回《判革停猴节妇坊牌》和第五回《辨心如金石之冤》,其故事源流最早是《花影集》卷二的《节义传》和卷三的《心坚金石传》。但后来的《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书也收了这两个故事。本文认为,《百家公案》既不是直接来自《花影集》,也不是直接来自《绣谷春容》、《燕居笔记》,而是来自另一个已佚的本子或者杂采三书而成。

宁夏盐池县旧志(光绪)《花马池志迹》考略

光绪《花马池志迹》是宁夏盐池县旧志之一,最早修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监修者很可能是时任花马池州同的胡炳勋。是志从形式到内容主要沿袭嘉庆《灵州志迹》,编修无创新可言。但是志的成书,弥补了花马池旧无专志的缺憾。志书把有关花马池的资料辑录在一起,有汇聚资料之功。另外,是志第一次绘制花马池舆图和城图,为深入研究花马池辖境、城内建筑布局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浅析花腰傣族大型歌舞《花腰宴舞》舞蹈音乐的民族性特征

舞蹈音乐是音乐与舞蹈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是音乐运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舞蹈根据音乐的节奏变化进行每一步变化,这二者是互相促进的作用。《花腰宴舞》是傣族的一种大型歌舞的表现形式。文章对其艺术形式进行了分析,从而阐明了其民族性的特征。

《花间集》现代意义读本的奠基之作——试论华锺彦《花间集注》编撰特点及学术价值

华锺彦先生的《花间集注》于1935年出版,是《花间集》最早的注本。《花间集注》与古典形态的版本不同,开创了解释词句、疏通意旨兼及鉴赏者的新体式,以教学或普及推广为目的,呈现出突出的现代学术性。《花间集注》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版本目录、文字音韵校勘、名物考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花间集注》出版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花间集》的传播和接受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花间集注》本身已成为学术范本,其中重要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应为今人借鉴。

美的心路 美的错误——语篇视阙下川端康成《花未眠》分析

本文通过对川端康成的散文《花未眠》的结构分析,从语篇学角度分析了散文语篇的"形散"和"神聚"的关系,提出了语篇学应该分析背景句省略、衔接句省略、大幅度跳跃写法的极限条件和恢复条件的主张。同时分析了译者的"信""达"取舍问题。

井伏鳟二战争文学的叙事特征——以《花之城》《遥拜队长》和《黑雨》为例

"笔部队"作家井伏鳟二战争文学代表作《花之城》《遥拜队长》《黑雨》分别代表了日本战时、战败和战后三个时期日本民族精神的走向问题。井伏鳟二战争文学的叙事特征表现为:个人本位的直述式叙事形式;基于本体论"追寻事实"的叙事视角;借助人道主义的叙事态度。井伏鳟二战争文学的本质在于,通过主观制约下的语言手段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本体论事实"进行追寻、叙述和描写,以表达其个人审视范畴内的日本文学精神,让读者对存在被关注且被书写和叙述的日本战争故事产生情感认知和价值判断,以便更好地建构日本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