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特色

1990年6月12日,苏联颁布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苏联新闻舆论从此不再接受审查。颁布该法的初衷是为了规范新闻舆论界,使其更好地为国家体制改革服务。出人意料的是,该法的颁布反而纵容了反对派媒体的大肆泛滥,那些颠倒黑白的新闻舆论,使人民丧失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该法生效不过一年,苏共即宣告解散。今天,我们重新来审视和分析这部大众传媒法的特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我国新闻事业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价值。

社会转型与传媒法律——浅析1990年与1991年俄罗斯两部传媒法

1990年《苏联出版与其它大众传媒法》与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为俄罗斯传媒制定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转型方向,"自由、独立、发展"成为传媒追求的明确目标。在短短一年之内诞生的两部传媒法律不算完善,却系统有序地在俄罗斯建立起了传媒变革的骨架,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到苏联的历史中传媒无法可依的状况,奠定了俄罗斯传媒转型的理论基础。

上海明确大众传媒广告五项管理措施

上海市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联席会议日前召开专题会议，市委宣传部、市工商局、市新闻出版局、市文广影视局、市卫生局、市食品药监局共同围绕当前大众传媒不规范宣传和经营的情况，依据《广告法》等12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就下一步加强规范管理达成共识，提出了五项管理措施：

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胡汉民评传》读后

长期以来,对胡汉民先生的研究是一个“禁区”。近几年来,这个禁区逐渐被打破。比较全面、客观地研究和评价胡汉民的,要算周聿峨、陈红民同志合著的《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这是一部富于探索精神,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值得我们一读。本书一个优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评价胡汉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个人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作者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和分析胡汉民一生的活动,认为胡汉民是当年以“四反”(反封建、反共、反蒋、反日)而闻名于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变的矛盾集合体”,“集中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诸多二重性”。(本书第3页)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胡汉民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思想及其带来的恶果和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以及他从1985年至1991年间所作的一些报告和谈话,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的新闻思想。

Lexicography的两种不同定义

1 英语里的Lexicography,或俄语里的,一般译作“词典学”、“词典编纂法”,这意思似乎很明确,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如果查阅几本西方和苏联出版的不同工具书,就会发现一些引人注意的差别。

1957年的苏联法学出版工作

1957年出版了許多法律书籍,如杰尼索夫和基里欽柯的“苏维埃国家法”、法尔別洛夫等合著的“外国社会主义国家法”、科热夫尼柯夫主编的“国际法”等。在翻譯的書籍方面,有“近代外国刑法”(已出版第一册,包括阿根廷、丹麦、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和“法国宪法”等。

关于зтнография和зтнология的译法问题

苏联科学院院士Ю·В·勃罗姆列伊在其《民族与民族学》一书中,指出了研究世界民族的两个学科的名称: 和 ,我把这两个科学术语分别译为“民族学”和“民族研究”。(见《民族与民族学》中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8页)这种译法对不对呢?现在谈谈我的一点看法。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词都可译作“民族学”,这是目前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译法。然而,在这里则不能译成同一个名称,不能都译成“民族学”。这是因为作者指的是两个学科,而且两个术语是连用的,即“ . ”。(见《民族与民族学》俄文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3年,第178页)如果把它们都译作同一名称,就会象众所周知的“从‘民族’到‘民族’”那样,出现“‘民族学’和‘民族学’”

权利人的素质

在纪念《著作权法》修订三周年的座谈会上，王立平先生提到大众传媒不肯支付著作权使用费时感慨．“有法居然可以不依！”其实，类似的现象绝非少教，诸如出版商向作者隐瞒印数．数字图书馆擅自将他人著作上网，报刊发表霸道的权利声明以及作家、教授剽窃等等，其共同之处就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利欲熏心，

列宁著作中的译名问题

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要求做到译文意思准确,文字通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译名的确定和统一问题。我们在编译《列宁全集》这部卷帙浩繁、字数上千万、时间跨越达30年之久的著作时,尤其感到各类译名的确定和统一问题,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早在50年代,我局依照苏联编辑的《列宁全集》第4版,即39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