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人莎士比亚--罗伯特·科恩《莎士比亚论戏剧》评述

在其专著《莎士比亚论戏剧:对其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考察》中,罗伯特·科恩另辟蹊径,通过莎士比亚的生平突出了其除剧作家之外的演员、导演、剧场经营者身份,指出莎士比亚从小就由于家庭原因和个人爱好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兴起的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先成为一名演员,随后写戏、导戏、经营剧团和剧场。实际上,他在作品中不断提及演员、舞台和观众。联系莎士比亚的剧本表述进行深入分析,科恩认为,莎士比亚不单是剧作家,更是罕见、杰出的“戏剧人”。

跨文化视角下莎士比亚戏剧改编论略

本文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在跨文化背景下的改编策略。鉴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世界文学价值,跨文化改编不仅强化了作品的文化传递作用,还满足了现代受众的审美需求。研究指出,语言风格的差异、戏剧结构的转换及文化语境的隔阂是改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具体策略,包括语言风格的当代化、戏剧结构的重构以及文化语境的互文处理,旨在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当代改编提供理论指导。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疾病隐喻:主题、类型与功能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疾病隐喻作为独特的语言艺术形式,承载着深刻的主题意蕴和丰富的文化价值。本文基于莎士比亚十篇戏剧,探讨了其中疾病隐喻的主题、类型及功能。主题上,疾病隐喻分为身体与政治的不洁、精神与道德的病态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紊乱;类型上,疾病隐喻主要通过概念和一次性隐喻呈现。功能上,疾病隐喻发挥认知、情感和人际功能。本文揭示了语言如何通过隐喻反映塑造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不仅拓展了对疾病隐喻作为认知工具的理解,也提供了理解经典文献语言使用的新视角。

亨利 · 易卜生戏剧改编电影面临的困境分析——基于莎士比亚模式

将易卜生电影的匮乏视为一个经验性假设,以莎士比亚模式作为电影改编文学的有效前提。借助欧文·潘诺夫斯基和哈罗德·布鲁默的绝对论和相对论分析电影和戏剧的对立性和亲缘性,研究发现戏剧与电影并非纯粹的对立,但成功的改编得益于源文本在历史上的正典地位,安德烈·巴赞的非纯粹电影论则进一步突出了戏影互文的亲缘性。易卜生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一样具有天然的优先性和经典声望,但易卜生电影可谓时运不济,莎翁电影则名扬四海。美学策略的重新制定可能会帮助潜在的电影制作人受到莎士比亚模式和易卜生隐藏潜力的驱动,使得易卜生电影能够前仆后继地承接其现实主义的衣钵,但这样的历程仍将是困难的。

存在主义视角下的莎士比亚戏剧研究

存在主义哲学起源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成为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想。作为非理性哲学的代表,存在主义观点在文学、美术、音乐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存在主义也是一种适合以自由艺术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因此,20世纪大量的戏剧与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都蕴含存在主义的观点,透过存在主义的视点便能把握其主旨。这一观点也反映在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一些戏剧中,这些戏剧在戏剧冲突和情节的设计中隐含地思考了经典的存在主义哲学问题,如存在以及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以存在主义作为研究视角,主要运用海德格尔、萨特等哲学家的存在主义理论观点,通过对莎士比亚具体剧目的深入研究,探讨莎士比亚戏剧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共鸣。

莎士比亚戏剧剧场表达的历史流变--以《哈姆雷特》为例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巨匠,他的戏剧创作在文学和戏剧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戏剧研究领域,学者着重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文本表达、意象表达,很少关注莎剧在各国剧场上演的美学表达。本文将梳理自古希腊以来的剧场变迁史,探析莎剧产生极大影响力和莎剧有所创新的物质原因,并通过各国“莎士比亚戏剧节”舞台,梳理近代以来莎剧演出国别化的剧场表达。

莎士比亚戏剧“女扮男装”现象的叙事策略

女扮男装作为莎士比亚很多戏剧的重要情节之一,增添了莎剧的复杂性和颠覆性,在设置戏剧悬念、形成反讽以及增强喜剧性效果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女扮男装这一行为作为剧中其他戏剧动作开展的基础,就不会出现《第十二夜》和《皆大欢喜》这两部喜剧,也不会让《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解决“法庭斗争”这一幕对读者和观众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更不会让读者和观众在薇奥拉和西巴斯辛的“双胞胎误会”中忍俊不禁。

戏剧《仲夏夜之梦》中莎士比亚的喜剧观分析

莎士比亚戏剧的相关研究成果很丰富,尤其是对莎士比亚悲剧的研究。由于莎士比亚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所以,其广受各个时代的评论家与文学家的关注。一直以来,许多人认为莎士比亚创作喜剧的目的是娱乐读者,其喜剧展现了莎士比亚精湛的创作技艺,但是,缺少悲剧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作为一名举世闻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呈现出系统性与一致性的特征,也就是说,莎士比亚悲剧与传奇剧中所呈现的深刻主旨必将出现在其喜剧创作中。对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观进行分析,对深入解读其思想内涵与美学风格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仲夏夜之梦》为例,对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风格及创作观念进行分析。

莎士比亚戏剧中丑角形象的边缘性探析

戏剧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关联。“边缘”与“中心”相比并非毫无关系,而是因“中心”人物话语的强势而受到了歧视和忽略,但因此另辟蹊径地获得了观察中心的独特视角,边缘性人物的独特视角,既远离核心话语,又在理性成熟秩序之外,更具自由与真实。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出现了约50个丑角形象,这些丑角中既有“天生的傻子”,也有“人工的小丑”,还包括“非职业的引人发笑者”,在戏剧与真实之外,皆以“外人”的边缘自由视角,观照人的真实存在,道出戏剧之外的真相。

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

本文详细分析了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过程及其具体应用，如莎剧汉译本中“把”字句和“被”字句的应用及其动因研究、莎剧汉译本中显化的实证研究以及梁实秋和朱生豪翻译策略应用和翻译风格的比较研究等。作者指出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应用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建构崇高的道德伦理乌托邦——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意义

莎士比亚戏剧混合运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方法,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凸现优化人性、“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体系,追求真善美一体之终极道德伦理乌托邦,虽然由于缺乏科学的发展观和主客观条件的局限而难以兑现,却又是非常吸引人的美好幻想。这种道德伦理体系,正是建立在人性平衡的规律上,戏剧诗人的道德理想及其对善恶界限的划分,也正是出于他对普遍人性的质朴的辩证观察。莎士比亚理想的人性,还可说是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的平衡和充分圆满的实现。这一切无疑会引起当代人的思考与共鸣,而且对现代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教育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

早在20世纪初,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就开始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演。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戏剧界更是积极改编、演出莎士比亚剧作,进行了将西方艺术经典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深度交流、相互融合的不断探索。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舞台上演出的莎士比亚剧目的整体情况出发,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新发展、新成果、新特点进行总结,同时阐述了在中国戏曲土壤上移植莎士比亚戏剧这一艺术尝试的可行性和前景。

改编和翻译中的双重转向与跨学科实践：从莎士比亚戏剧到早期中国电影

翻译是一种文化改编,而改编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早就质疑了权威与作者身份的问题,由这部剧作改编的电影为研究跨语言、跨文化、跨媒体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一剪梅》是改编莎剧的早期中国电影。本文对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场景调度和双语字幕的分析,不仅揭示出民族现代性在中国的发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而且突出了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所强调的主体位置。在重新思考跨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中的权威与作者身份问题时,我们应该重视权力关系的"非零合博弈"观点。

语料库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评《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研究》

0.引言 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影响较大的是朱生豪（1947）、梁实秋（1947）和方平（2000）的三个译本。2016年适逢莎翁逝世400周年,有必要对莎剧汉译全面深入地描写与阐释,对于译学研究和莎剧重译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胡开宝教授的《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研究》（以下称《研究》）第一章综述莎剧汉译研究现状。第二章介绍平行语料库建制。第三章探讨翻译共性,并提出强化与弱化这一组新的共性假设。

爱国主义与文化传播的使命意识——杰出翻译家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探微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过程表现出的是爱国主义的担当责任与文化传播的使命意识,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莎学史与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介思想和成就

文章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从三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译介过程及其贡献:朱生豪是我国解读说不完、道不尽的莎士比亚的第一人;朱译莎剧质量之高“迄今仍无出其右者”;朱生豪是不屈不挠、立志填补中国文化空白的民族英雄。

论朱生豪的诗词创作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之关系

朱生豪将莎士比亚戏剧以具有强烈诗歌韵味的口语化散文形式表达出来,具有不是诗词,但在诗意的表达上,胜似诗剧的特点。朱生豪的译文押韵的地方较多,句式整齐,上下句之间形成了对称、对比的形式,节奏感强,具有音韵美、整齐美的特点,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他的译文在准确的基础上符合汉语读者对诗歌和戏曲的审美欣赏习惯。他翻译莎剧的成功是与他具有较高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和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分不开的。

英国戏剧文化旅游整合营销传播及其对国内的借鉴——以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戏剧文化为例

旅游业的整合营销传播研究是旅游学研究界的一个近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文化旅游开发特别是戏剧文化旅游开发中的整合营销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英国在莎士比亚戏剧文化旅游开发中较为成功地进行了营销传播主体的整合及营销传播媒体的整合,其经验对国内的汤显祖戏剧文化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内相关部门可借鉴英国的经验,结合汤显祖戏剧文化开发的特点加大营销传播主体的整合及营销传播媒体的整合的力度,并尝试与英国相关部门或机构进行跨国营销传播主体间的整合,以推动汤显祖戏剧文化旅游开发整合营销传播的开展并提高其绩效。

莎士比亚戏剧的终极关注

本文尝试运用保罗.蒂利希的“终极关注”概念考察莎剧中最根本的宗教意念。认为莎士比亚超越人世悲欢的寻常层面,进入人类心灵的最深层次,在那里捕捉到人的终极关注,其核心意象乃是上帝。莎剧人物忠实诠释了上帝的绝对属性如全知、全能、遍在、永恒等,及其道德属性如仁慈、至善、正义、信实等。对于上帝与人、上帝与自然、上帝与历史的关系,莎士比亚的理解与基督教教义如出一辙。出色地展示出人类的终极关注,是莎士比亚戏剧取得不朽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神话原型视阈下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形象阐释

《圣经》中的《创世纪》一章,揭开了人类世界的神秘开端,其浓郁的神秘色彩自不待言,伊甸园中的主要形象——上帝、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以及蛇,已成为西方后世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中永恒演绎的原型形象。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形象一方面飘洒出鲜明强烈的人文主义气质,一方面又弥漫和透露出《圣经》人物原型的色彩与底蕴。根据神话原型理论对莎剧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重新阐释,可以为现代人在各种现世诱惑前所面临的人性分裂与精神危机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