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深受喜爱,诸如屠岸、梁宗岱等诗人译者,甚至终其一生,致力于十四行诗的翻译。十四行诗的翻译涉及跨文化理解。在诗歌形式上,莎氏十四行诗有两种汉译形式,即古体诗和白话诗。虽然两种形式各有优劣,但整体而言,白话诗形式已成主要翻译趋势。在过去一世纪的时间里,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已经成功中国化,中国十四行诗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十四行诗作品的阅读与翻译,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其中,莎士比亚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本文梳理莎氏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史,包括阅读、翻译和改写等方面,并辅以具体例证,说明莎士比亚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成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

一位值得纪念的前辈——读《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有感

上世纪50年代早期，在回忆中印象最深的是那春风化雨般的政治气氛。那几年里，上海的莎士比亚爱好者几乎年年都有一次活动，例如假座“上海作协”东厅，举行小范围的座谈会，偶尔也有大型的纪念性集会。主其事者是当时任市高教局副局长的曹未风同志。他钟情莎学，多仗他的热心和活动能力，那几年里，上海莎学界的气氛不太冷落。

诗意文采赞春天,风韵千古颂蜜蜂——中国古诗词中“春天的蜜蜂”作品赏析

春天万物开始焕发生机,其中蜜蜂是春天不可或缺的角色,为植物传花授粉,繁衍生息。蜜蜂与花朵之间的互动是春天里最美丽的一幕,蜜蜂飞舞在花丛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关照,共同创造了大自然的奇迹。

当京昆戏曲遇上莎士比亚

京昆版莎剧《凯撒》作为一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新媒体戏曲歌剧,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虚实相生的奇特舞台,收获热烈反响。不久前,由中国台湾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吴兴国和上海昆曲王子张军携手演绎的京昆版莎士比亚戏剧《凯撒》,于第五十二届中国香港艺术节迎来全球首演。

作为工具的“莎士比亚”——评《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

《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以思想视角探讨莎士比亚的中国旅行,以整体视野观照莎士比亚中国化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关系。该书另辟蹊径,围绕“莎士比亚”这一符码在中国复杂历史语境下的意义生成与衍变,清晰呈现了莎士比亚在与中国对话过程中的变化轨迹。这种研究路径打开了莎士比亚学术史研究的新空间,跳出了学科拘囿,本身便是一个超越工具性思维、融合学术性与社会价值诉求的研究个案。

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观摩莎剧节随感

1986年4月,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莎士比亚这位人类戏剧文化的大师开始会心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观众展露迷人的笑容。当时的国际莎协主席菲利浦·布罗克班克在观看演出后慨然称道:“莎士比亚的春天在中国。”时隔8年之后,1994年9月,正是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日子,第二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东方大都会上海再次举办,其规模和声势在中国乃至西方国家都是空前的。由此带来的“莎翁热”,不仅没有在中国消退,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更加广泛和深入。笔者作为“中莎会”的成员,有幸参加这次被称为“国际学术界的奥林匹克”和文化界高层次的戏剧盛会,深感莎士比亚的真正春天确实在中国,他的戏剧作品在中国人民中间拥有广泛的知音,并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

早在20世纪初,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就开始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演。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戏剧界更是积极改编、演出莎士比亚剧作,进行了将西方艺术经典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深度交流、相互融合的不断探索。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舞台上演出的莎士比亚剧目的整体情况出发,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新发展、新成果、新特点进行总结,同时阐述了在中国戏曲土壤上移植莎士比亚戏剧这一艺术尝试的可行性和前景。

改编和翻译中的双重转向与跨学科实践：从莎士比亚戏剧到早期中国电影

翻译是一种文化改编,而改编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早就质疑了权威与作者身份的问题,由这部剧作改编的电影为研究跨语言、跨文化、跨媒体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一剪梅》是改编莎剧的早期中国电影。本文对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场景调度和双语字幕的分析,不仅揭示出民族现代性在中国的发明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而且突出了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所强调的主体位置。在重新思考跨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中的权威与作者身份问题时,我们应该重视权力关系的"非零合博弈"观点。

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

自从莎士比亚译介到中国的第一步开始,莎士比亚中国化已经开始形成了。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学理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它的目标是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提供动力与智力支持;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对莎士比亚中国化是一个很好的借鉴。21世纪的莎士比亚中国化越来越成熟,务必做好二个方面的话语建构:内容中国化、形式中国化。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话语建构是中国当代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体现,期待更多莎学专家的共同协作。

“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批评演进在中国

在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对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解释主要从对立的矛盾、美学范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典型和艺术思维等角度对“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进行了分析,并构成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语境: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阐释策略

透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中国阐释”的不同侧面,以此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的传播特点及批评者不同的阐释策略及主要倾向。认为在莎学研究中,中国批评者已经从最初的介绍,政治层面的解读发展为从人性、爱情与中国戏曲主题和艺术特点进行比较的多元化解读。

从单一走向多元——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及其夏洛克研究在中国

本文以中国莎学研究中对《威尼斯商人》的认识分歧为参照系,从主题研究、夏洛克形象的多义性解读、如何看待《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如何认识其中透露出来的莎士比亚的宗教观与金钱观等角度,对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夏洛克的形象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正是在研究范式从单一逐渐走向多元中,我们才可能对《威尼斯商人》与夏洛克的形象作更加深入的解读。

莎士比亚传奇剧研究在中国

莎士比亚的传奇剧研究在中国莎学研究中是一个薄弱环节。对莎士比亚传奇剧研究除了沿用以往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外,大多以人文主义思想作为莎士比亚传奇剧的主要特征,体现了宽恕与和解的主题。而从艺术特点出发借鉴文艺理论新方法研究莎士比亚传奇剧则比较匮乏。

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现状、展望与对策

21世纪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如何发展,这是许多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者面临的一个课题。在重读经典的呼唤声中,莎士比亚毫无疑问是应该重读的经典之一。在100多年的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中,曾经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莎作翻译家以及经典的莎作翻译文本;令人震撼、引起轰动的话剧和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以及一些重要的莎士比亚研究论著层出不穷。重读莎士比亚,有多种方法。纵观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并从当下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现状出发,才能读出新意,因此必须重视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尤其是对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剧应该研究其成功与不足;紧紧跟踪世界莎学研究动向,在资料引进方面重视20世纪世界莎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在引进西方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莎学研究中的一些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观点进行更新;在莎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多种阐释方法,屏弃以往我们耳熟能详同时也带有明显局限性的观点,使包括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与比较研究在内的莎学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让中国莎学研究成为世界莎学领域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是时代赋予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光荣使命。

莎士比亚与中国

自从莎士比亚走进中国到现在,已引起了中国戏剧界、翻译界、出版界、评论界等诸多领域对他长达百年的关注。中国也开始了对莎士比亚从文本、文化到历史、宗教等多视角研究的百年曲折历程。经历了"起步与发展"、"初步繁荣"、"复兴与爆发"和"深入拓展"四个发展阶段。不同的时期,中国都赋予了自己的莎学研究独特的风格。中国莎学走出了一条由浅入深、由单一到多元的漫长研究之路。本文从史实入手就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做一个系统的且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从而真实而客观地探究出完整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之路。

中国莎士比亚历史剧研究之滥觞

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的莎士比亚历史剧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程。该历程虽然并非短暂,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对莎翁历史剧的研究只是初始阶段。尽管如此,我国的研究水准并不低于国际莎学界同时代的研究水平,并表现出了一些特色。将对这一时期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研究领域及其特点进行回顾与评论,追本溯源,从而思考如何拓宽与加深这一研究。

莎士比亚悲剧点燃的悲剧激情——莎士比亚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及创作

20世纪初,中国现代悲剧意识开始觉醒,在学人自觉地向西方寻找范型的过程中,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戏剧家唤醒并培育了一些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没有或者很薄弱的艺术素质。其中,莎士比亚悲剧的崇高感给中国现代悲剧注入了震撼人心的生命力与充满反叛抗争的人性精神。从总体上说,莎剧的营养提升了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及创作的人文意蕴与艺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