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和《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发展变化刍议

在我国历史文化体系中,元杂剧是讲述不同人物故事和社会现状的重要文学载体,中唐时期元稹创作《莺莺传》,该传奇讲述了家境贫寒的书生张生与没落贵族少女崔莺莺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人物特点鲜明。到了元代时期王实甫在《莺莺传》以及其他传奇小说、戏剧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了《西厢记》,该杂剧是我国戏曲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品。虽然两部作品在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方面基本一致,均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但在具体内容、人物形象上存在较大差距,对此本文围绕《莺莺传》和《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发展变化进行探究与分析。

叙事学视域下唐传奇弃妇母题研究——以《霍小玉传》和《莺莺传》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弃妇形象由来已久。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和《莺莺传》书写了相似的弃妇主题,在情节设定的类型模式、人物形象的对比映衬和视角悬念的综合运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展现出这一时期唐代爱情传奇叙事技巧的成熟与完备。《霍小玉传》和《莺莺传》以“绢帛”“女萝”“玉环”等特殊物象表现弃妇情感的意象化隐喻,以叙事时间、叙事空间的变换剖析弃妇心理的叙事化表达和弃妇自身命运所体现的警世化内涵一起构成唐传奇弃妇母题的文化意蕴,进而反映唐代传奇的总体叙事风貌。

元稹《莺莺传》张生形象新解

元稹的唐传奇《莺莺传》,主要讲述寒苦书生张生发迹之后抛弃没落贵族小姐崔莺莺的故事。当今许多人批评张生是位十足的负心汉,就连作者元稹也因《莺莺传》张生一角被质疑人品,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张生抛弃崔莺莺,真的算是始乱终弃的行为吗?本文就作家元稹的生平经历、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回归文章本身来进行探讨,以期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引起对“张生”形象的重新审视。

达斡尔族《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关系考述

文章介绍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作者及其抄本的情况,考证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满汉合璧西厢记》、蒙古文译本《西厢记》的关系,认为达斡尔族《莺莺传》来源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进一步比较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的关系。敖拉·昌兴的《莺莺传》说明了达斡尔族与满族、汉族存在着复杂的多层次文化交流关系。

《莺莺传》叙事艺术探析

唐传奇《莺莺传》在叙事方面表现出鲜明独特的艺术性:矛盾的人物形象,镜像化的人物关系,叙事空白的表意形式,以及"诗"与"史"的内外结构互补。这使小说在唐代传奇文学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品格。

《莺莺传》是元稹自寓──兼与吴伟斌先生商榷

《莺莺传》为元稹自寓的观点，学术界早有公论，但尚有系统论证的必要。对照元稹与“张生”，相合之处有三；对照元稹的其他作品，也有三篇可断定为是写其与莺莺之情的。这些都可证明《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元稹。此外，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婚外的恋爱生涯》一文中的一些观点也有可商榷之处。

古典爱情的现代演绎:《伤逝》与《莺莺传》之比较研究

鲁迅小说《伤逝》的故事情节,大胆借鉴了《莺莺传》的叙事模式,并将现代青年的"恋爱自由",纳入到传统"私奔"现象去加以思考,进而深刻表达了鲁迅对现代思想启蒙的困惑与绝望。

《莺莺传》在宋元时期的流变及题旨差异性刍论

唐传奇《莺莺传》流传数百年,从宋代秦观、毛滂《调笑令》、赵令畴《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西厢记》,经历了从本事缘起,因袭发展,根本改造的演化过程,到元杂剧《西厢记》已定型臻于成熟。由于作品产生的客观时代背景,作家主观思想心态的及经历,文学接受的欣赏习惯与心理态势都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些作品的思想题旨以及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形成了西厢故事深厚的艺术传统。

《莺莺传》爱情悲剧新解

对元稹《莺莺传》爱情悲剧的认识,学界一直采纳社会学分析方法,认为张生因婚得仕而对莺莺始乱终弃。遗憾的是这种结论带有较重的主观臆测成分,难以完全令人信服。从人物精神性格分析来看,崔张的爱情悲剧源于二人的性格差异,作品自始至终都在暗示张生的疑惑心理,以至于最终在疑惑中寻求突围与逃避。

《莺莺传》的故事模式及男性意识透视

元稹不仅是中唐极负声誉的诗人,而且是传奇小说的创作高手,他的《莺莺传》不仅在当时就引起轰动,而且影响远播后世。以它为蓝本的改编作品以不同的文艺形式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致,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围绕《莺莺传》的创作动机、人物原型、写作时间、审美价值、艺术成就等问题展开的长期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悬浮在小说中的仍有一些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不能尽然消释,还有待于转换视角进行新的思考与分析。

从唐元士人境遇看张生形象的转型——《莺莺传》与《西厢记》之比较研究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张生形象有一个明显的转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人生追求的侧重点由功名仕途转为爱情婚姻;二、在爱情中由主动者变为被动者。导致这种转型的原因主要与唐元两代士人迥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就元代士人而言,他们无论在科举仕途上还是在爱情婚姻上都举步维艰。

元稹《莺莺传》悲剧结局新探

元稹《莺莺传》悲剧结局新探王瑜中国百代的叙事文学作品，经常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①。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艺术模式，它反映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种特质。因此，具有真正的悲剧性结局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的．而唐人元稹...

《莺莺传》的审美特征及其文化成因

《莺莺传》具有两个突出的美学特征,即诗性审美与悲剧质性,而这两种美学特征与唐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诗歌繁荣、开放、豁达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门第观念等都是《莺莺传》美学特征形成的原因。

妖孽与忍情——元稹《莺莺传》的女权主义批评

从女权主义视角重读元稹的《莺莺传》将会发现,元稹为了替"作者自寓"的张生辩护,刻意将纯洁而痴情的崔莺莺诬蔑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并不遗余力地把始乱终弃的张生塑造为"忍情"的君子。从审美层面看,这样的叙事策略极大地损害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从功利层面看,《莺莺传》却是男性作家利用话语霸权在两性交往及个人仕途中谋取私利的典型文本。

城市舆论的接受与颠覆——论《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之情感道德倾向表现

《莺莺传》和《霍小玉传》都是中唐传奇的佳作,是少有的与城市舆论有关的故事,而且因为舆论的参与,促成了这两篇传奇的发展以及在意义上的延伸。中唐长安的城市舆论对两场轰动京城的爱情的反应,在其过程中呈现出接受和颠覆的两种状态,表现出时代性的"逐情"观念。从两篇传奇在城市舆论中复杂的状态入手,可以解析中唐社会中复杂的情感道德倾向。

歌妓身份与《莺莺传》的悲剧精神

关于《莺莺传》中莺莺的社会身份存在着三种说法,其中娼妓说最受学者关注,也最为合理。实际上,用歌妓来表达莺莺的社会身份较之娼妓更为准确。莺莺的歌妓身份是小说悲剧精神的根源。

“望”与“既望”究竟指什么时间?——从元稹《莺莺传》谈权威辞书的一个释词错误

长时期以来,权威辞书均以为:“望”指农历十五日,“既望”指农历十六日。但古代文献资料表明,“望”与“既望”实际可指同一天,均可以指农历十四、十五、十六日甚至十七日。

《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

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莺莺传》研究较为冷寂,研究不够广泛、深入,方法单一,主要是鲁迅赞同的北宋王铚所谓“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观点,影响较大。后五十年,《莺莺传》研究热闹起来,研究的视野拓宽、方法多样,对《莺莺传》的创作时间、张生和崔莺莺的原型、崔张离异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激烈的争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