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忍情”说新解

《太平广记》卷四八八元稹《莺莺传》云：“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戮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对於这个“忍情”之说，学术界多持批判态度。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解释云：“《莺莺传》中张生忍情之说一节，今人视之既最为可厌，亦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夫微之善於为文者也，何为着此一段迂矫议论耶?考趟彦衞《云麓漫抄》捌云：‘唐之皋人先籍当世显人。

论《莺莺传》“忍情”议论的批判作用和艺术价值

元稹的《莺莺传》千百年来为读者所接受,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文学史家多以为,张生的"忍情"议论文字会削弱后半篇的艺术价值。其实,《莺莺传》的议论文字,批判了当时的堕落习俗和人心,符合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学传统,是中国文学艺术精彩的一笔。

妖孽与忍情——元稹《莺莺传》的女权主义批评

从女权主义视角重读元稹的《莺莺传》将会发现,元稹为了替"作者自寓"的张生辩护,刻意将纯洁而痴情的崔莺莺诬蔑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并不遗余力地把始乱终弃的张生塑造为"忍情"的君子。从审美层面看,这样的叙事策略极大地损害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从功利层面看,《莺莺传》却是男性作家利用话语霸权在两性交往及个人仕途中谋取私利的典型文本。

对《莺莺传》“忍情”议论的另一种解读

《莺莺传》中张生的"忍情"议论文字,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家和评论者们那里多遭非议,他们大都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批评张生用封建的伦理道德为自己始乱终弃的卑鄙行为辩解。而本文认为这段文字昭示了爱情毁灭后的危害,从而来批判堕落的世风和人心。

元稹《莺莺传》张生“忍情”之小探

唐人元稹所作《莺莺传》为唐代传奇代表作,然崔莺莺与张生二人的爱情以张生的“忍情”而告终,并未修成正果。对于张生“忍情”之因,历来众说纷纭,作者欲从文本中张生的形象出发,结合崔莺莺的身份及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探讨张生“忍情”之因,从而更好地理解《莺莺传》,理解元稹。

元稹“忍情论”新议

《莺莺传》中元稹何以大发"忍情论",自陈寅恪先生开始,猜测者甚众,可惜都有所偏差失误。该文结合唐时的社会风气与社会性别意识,从纵欲、尚情、忍情三个方面分析认定:"忍情论"乃是元稹在遭逢制举试之时,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性别意识形态,刻意造就"翻版红颜祸水论"以迎合当权者的心理。

张生为何抛弃莺莺?

《莺莺传》中的张生始乱终弃,一直被认为是个薄情郎,这基本已成为一种共识。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唐代社会中门第观念盛行,科举考试的失利使他无法改变命运、跻身上层、获得被主流社会接受和认同的身份,他放弃莺莺是不得已而为之。"忍情"说,并非其文过饰非,而是他善意的谎言。他的选择不应受到人们的指责,而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