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译语》与东乡语词汇探讨

东乡语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延续下来的,对它的研究一直以来缺乏文献资料。《华夷译语》可以说是对东乡语进行研究无法避开的文献之一。文章以《华夷译语》词汇即以"音译汉字"的中古蒙古语词汇为主同现代东乡语中的相对应词汇展开全面对照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以及这些词汇在现代东乡语中所发生的变化。

明四夷馆中日本馆译语编撰考

明四夷馆是中国最早培养翻译人员的专门机构,四夷馆设立于明永乐年间,初设时有八馆,没有专设日本馆,其从属于何馆,史料记载不一。在明四夷馆的翻译教材会同馆本《华夷译语》中,出现了13馆译语,其中包括日本馆。虽然无法确切推断日本馆设立的时间,但是可以通过对《华夷译语》的研究推测出日本馆译语的大致编撰时间。

《华夷译语》与《训民正音》的启示

《华夷译语》和《训民正音》是世界语言学史上两部非常特殊的著作,前者是我国明朝学习和翻译少数民族语言及外语的教材,采用当时认为最便捷的方法开展教学与翻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后者是朝鲜人为摆脱汉语而独创的一套语言文字,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在朝鲜半岛传播开来。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多注重研究其起源及具体内容,鲜有研究对现在的影响与借鉴作用。当今中国正大踏步"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迅速推进,涵盖多个国家、辐射诸多领域、涉及所有语系,这不仅需要我们提供大量的物力财力,还需要我们通晓相关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了解其风土人情,以便顺利推进"一带一路"事业建设。因此,我们应借鉴《华夷译语》和《训民正音》的经验,学习其创新精神,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同时要吸取两者的教训,避免走弯路。

明代回鹘文文献《高昌馆课》的语言研究

本文以明代《华夷译语》回鹘文文献《高昌馆课》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明代翻译机构四夷馆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发展源流,分析了《高昌馆课》在《华夷译语》中的文献地位,对其中具有研究价值的语言材料进行了整理,考察了《高昌馆课》中各类关键词语的分布情况,以及汉文–回鹘文的翻译情况,以期为《华夷译语》的语文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四夷馆《华夷译语》音译汉字汉语音系

《华夷译语》中的音译汉字,是窥知明代官话实际发音的宝贵对音资料。本文作者选择了四夷馆系《华夷译语》(乙种本)中除去《西天馆译语》以外的九种《译语》,整理了音译汉字和民族语言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此结果,本文阐述了《译语》音译汉字音系的几个特点,如疑母音值、-m韵尾等,并探讨了各种《译语》对明代官话语音研究的不同价值和其局限性。

《華夷譯語》丁種本與《額~哷馬尼雅語》之研究

本文以我國最早的漢德詞匯表《額~哷馬尼雅語》爲研究對象,對德國漢學家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於1930年代對這一成書於1748年的雙語詞匯表的發現和研究做了梳理,同時根據德文和中文的史料對此書作者、德籍耶穌會士魏繼晋(Florian Bahr,1706-1771)的生平做了鈎沉。在對以往的研究綜述中,本文作者指出,包括《額~哷馬尼雅語》在内的乾隆年間編撰的此類雙語詞匯表,是《華夷譯語》的一種,被法國和日本的學者稱作"丁種本"。本文分析了《額~哷馬尼雅語》在内容上的特點,認爲這樣的一部書是按照漢語的詞義系統和事物分類而編撰的,屬於清代傳統義類辭書之一種。從本質上來講,《額~哷馬尼雅語》是"漢—外詞匯手册",只不過將外文排在前面而已。其次分析了此書在釋義、翻譯方面的特點,認爲《額~哷馬尼雅語》對20門類的漢語詞匯的釋義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其中既有翻譯,也有注釋、解釋、描述,舉例説明了故意曲解和誤解的例子,也指出了德文釋義方面的一些錯誤。本文還分析了這一詞匯表在形式上的特點,認爲"一詞一釋"的方式限制了編撰者的釋義和翻譯。由於此書編撰於1748年,屬於近代中期的德語,當時德語的正字法還很不完善,書寫的方式跟今天相距甚大,本文也對18世紀的德文詞匯特點予以了歸納。在結論中,本文作者指出了《額~哷馬尼雅語》既未反映出啓蒙運動以來德國的新思潮,更未反映出中德之間的某種互動,《額~哷馬尼雅語》與整個的《華夷譯語》一樣,反映出的是清代"朝貢體系"的觀念。

洪武本《华夷译语》汉字音系的阳声韵系统——兼论其基础方言

洪武本《华夷译语》是一部严谨的蒙古语-汉语对音文献,既是古代蒙古语的重要资料,也蕴含大量元末明初汉语音系的信息。通过考求其对音规则并结合近代汉语语音的演变,本文较全面地揭示了阳声韵的音值、构成及其特点,构拟了含有22个韵母的阳声韵系统。综合来看,音译汉字反映了以中原音为基础的近代汉语通语音系。

基于二语习得理论述评《华夷译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介绍了《华夷译语》的分类、学术价值和影响,并利用语言迁移理论和克拉申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讨论了《华夷译语》编纂的一些不足之处。

论《西番译语》及《川番译语》编纂始末

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由礼部属下"会同四译馆"与军机处一同主持纂修国内外众多民族语言辞书,今统称为《华夷译语》。其中《西番译语》《川番译语》两种均收录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词语,其卷端题名均为"西番译语",分类编排体例也基本一致。前者五卷、五册,由四译馆属下西番馆编成,乾隆帝下令以此书为蓝本汇集校正各译语。后者九种、九册,是四川总督策楞等主持,以《西番译语》为蓝本编成,并于乾隆十四年进呈。

再论《河西译语》

鉴定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河西译语》抄本所记的语言是公认的难题。学术界迄今能够从中认定的蒙古语词和阿拉伯语词数量极少,应该忽略不计,而波斯语的外来词则大多可以确证。《河西译语》记录的是13世纪末到14世纪末阿难答秦王统治地区使用的一种未知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但不是西夏语的后代,而且与周边的语言都没有亲缘关系,其在使用过程中曾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但随着当地居民在明代以后转用汉语,所谓的“河西语”便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