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展览权——从“钱钟书书信拍卖案”谈起,兼论《著作权法》第十八条之理解

通过比较中国版权制度与德国、日本版权制度,结合"钱钟书书信拍卖案"探讨我国《著作权法》18条规定之理解。并提出:《著作权法》18条是一条设定"抗辩权"的条款,而并不是一条规定"发表权"归属的条款的观点。

《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条款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规范进路

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是立法目的条款。以在裁判说理中所起作用为标准,可将《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司法适用类型化为直接依据型、法律续造型、制定法的解释型、法律行为解释型、论证补强型、文书美化型与例行罗列型。《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司法适用存在错误适用与瑕疵适用问题。前者包括实质误用与形式误用;后者包括说理不充分适用、理解不统一适用与冗余适用。规范《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司法适用,需秉持“克制”援引的基本立场,摒弃整条援引方式,并明确条文中不同层次立法目的各自指向,遵循绝对禁止援引场合与有条件援引场合的适用要求。

我国合作作品立法模式的缺陷与改革——以我国《著作权法》第13条的修订为背景

合作作品制度是著作权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在解决合作作者之间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著作权法普遍对其有所规定。就合作作品的立法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狭义模式、广义模式和折中模式。狭义模式认为,

《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及权利构造——兼评《著作权法》第47条

2021年6月1日,第三次修正的我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此次著作权法修改对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张,增加了广播组织的网络同步转播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引发激烈争论;有关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客体也一直是争论焦点。为此,有必要分析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对其享有的权利进行解构,对《著作权法》第47条关于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思考并提出完善建议。广播组织权的立法模式,建议采用“许可权”;网播组织目前无法享有广播组织权,建议结合网络广播产业实践,在维护国家新闻传播权威性的基础上,探索网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的可行路径;以“广播、电视”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能够避免“信号”“节目”之争,因为广播组织权控制的主要是传播行为与传播渠道;赋予广播组织网络同步转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符合技术发展现状与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关系辨析——兼评“两高”对《刑法》第217条“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

在刑法层面上,《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条文规定的"发行"行为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行为的含义具有等同性,"复制发行"的应有含义为"复制且发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刑法》第217条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错误地理解了该词在刑法中的真实含义。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处于特别法地位,后者处于一般法地位。

“孤儿作品”的法律保护与利用——法解释论角度下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

我国现行法上对"孤儿作品"缺乏完整的制度设计,仅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中对此有所提及。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对"孤儿作品"的范围、在使用前的勤勉查询义务的具体标准、使用费用模式及费用归属存在争议。因此,应将"孤儿作品"的范围限定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能将特定类型的作品(例如摄影作品)排除在外。应尽可能量化勤勉查询义务的具体标准,避免自由裁量权过大,确保同种情况得到相同的处理。对于没有作品原件的所有人的"孤儿作品",其使用费用应向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专门机构(如著作权保护基金)缴纳。"孤儿作品"的勤勉查询义务,应当由使用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使用费用的证明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由使用人承担证明责任。

论著作权原始归属的准据法——兼评“小猪佩奇”案判决对《伯尔尼公约》第5条性质的认定

关于著作权原始归属的准据法存在被请求保护国法、起源国法以及雇佣关系准据法等不同观点和制度,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适用被请求保护国法,因此只能据此适用该法或通过"一般与特别"的关系适用雇佣关系准据法,而不能适用起源国法。另外,《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1款之国民待遇原则及第2款之自动保护原则、独立保护原则皆非冲突规范,而第2款后段被理解为冲突规范且适用被请求保护国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八条关于著作权的内容之规定相同。文章通过对"小猪佩奇"案判决进行分析,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伯尔尼公约》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的冲突法规定,进而揭示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政府标准的著作权问题——基于《著作权法》第5条第1项的分析

政府标准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5条第1项的范畴,是标准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关键。对此,需从规范和价值两个层面展开分析方能得出妥当结论。自规范层面言,政府标准不属于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也不属于"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自价值层面言,肯定政府标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目的在于为规范标准出版市场和保证标准的有序传播提供权利基础。政府标准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应该向社会公开,政府机关不得以此牟取经济利益,这属于著作权的限制范畴,与保护政府标准著作权并不矛盾。《标准化法》中应规定标准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为我国建立完整、统一、合理、适度的标准著作权保护制度奠定法律基础。

《著作权法》第4条的解读

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将《著作权法》第4条修改为：“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试论《著作权法》第43条

<著作权法>第43条在该法过去的10余年实践中备受瞩目.2001年10月7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第35条对这一条文做了实质性改动.本文试对该条修改前后出现的问题略作论述,请同仁斧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与《日本著作权法》之法条差异

日本于19世纪60年代末民治维新后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著作,拉开了建立其近代司法体系的序幕。对于著作权的保护,日本于1869年制定出《出版条例》,此后,于20世纪70年代对其《著作权法》进行全面修订,从1978年至2019年进行过52次修订。在著作权的建设上日本领先中国一个多世纪。本文以简表形式对中日两国现行著作权法之结构差异稍作勾勒,旨在为中国著作权法更进一步参酌完善添砖加瓦。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著作权法》第3条中作品类型列举的性质——兼评“杭州西湖音乐喷泉侵权案”一审判决

《著作权法》第3条是对作品类型的列举。将《著作权法》第3条之作品类型作限定性列举解释，不具合理性。在正确解读“包括”一词和“其他作品”条款的基础上，《著作权法》第3条之作品类型应作示例性列举之解释。基于此，《著作权法》第3条之作品类型不构成作品认定的限定要件。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解读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将我国过去长期以来的生育政策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该条的结构主要包括:对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对倡导性义务的表述;对生育数量确定的"原则+授权"。通过仔细考量,所谓的倡导性义务实质更多的还是强制性义务;将对生育数量的限制权力授予法规,可能与法律保留原则存在不符;将对生育数量进行限制的具体办法交由地方性法规制定,可能给予地方过多的立法上的自由裁量权,有碍平等原则,与立法目的不一致;对生育数量的确定应当是公民的选择性权利,而非仰赖国家的行政许可;生育政策的法律化应当由人大而非人大常委会来进行。

意义与缺憾:《著作权法》二修之管见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月26日（在第十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按照修改,《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被删除；增加第26条，明确著作权质押。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9号现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自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

切条短视频之刑法规制路径

伴随着各类剪辑、二次创作、搬运影视作品片段的短视频兴起,长短视频之间的著作权争议日益凸显,在刑法领域引发了是否以“侵犯著作权罪”规制的探讨:以切条短视频为例,免费提供视频仅利用积累的受众量获得广告变现的机会,此运营模式是否属于“以营利为目的”;切条短视频的传播是否实质性影响到原作品的市场价值,并具有社会危害性;对切条短视频的刑法评价是否与对完整复现的侵权作品评价一致;如何判断切条短视频与原作品内容是否达到同一性;以及以非法经营数额、被侵权作品数量及点击量追诉的可行性。切条短视频入刑的前提,必须明确切条短视频民事违法且达到严重危及公共利益的程度,同时与原作品达到实质性相似,否则应当克制性地进行刑法“否定性”评价。

法人作者著作权与公民个人职务作品著作权能否并存

一、解题 如本文之论题所示,所谓“法人作者”著作权,系指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将法人单位“视为作者”的情况下,再根据该条第一款“著作权属于作者”的规定,确认该法人既是作者又是著作权人,对这种著作权,笔者称之为“法人作者著作权”。它有别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法人单位针对职务作品而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其他权利的情况。著作权法既承认自然人作者,又承认法人作者;既承认作者的著作权,又承认非作者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著作权;既承认公民个人职务作品著作权,又不排斥委托创作关系中法人单位作为委托人或受托人的著作权。由此,必使法人单位的著作权与公民个人的职务作品著作权发生能否并存的冲突。本文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新技术背景下“新作品”司法保护路径之思考——兼评“音乐喷泉著作权第一案”

在新技术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另行探讨新类型作品的司法保护路径,并且分析采用各个保护路径的正当性。"音乐喷泉著作权第一案"可以提供样本,让我们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分析。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对新类型作品保护时采用的"分布判定-解释适用"模式有可借鉴之处,可以通过《著作权法》第三条保护新类型作品及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保护新类型作品。

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法理阐释与制度构造

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对于破产企业的营运价值保护至关重要,但也造成了需要适当处理的特别利益冲突。《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对于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进行了严格限制,形成了过度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格局,也未能对其他无担保债权人提供应有的关注。在我国将来相关制度改良中,对于合同相对人的特别保护应仅限于债务人已违约与管理人转让合同两种情形,保护方式包括要求管理人采取违约补救措施与要求履约主体提供未来履行的充分保障。其他无担保债权人也可能因为管理人决策失当而利益受损,法院应当在涉及融资性合同或者在管理人存在利益冲突时,对继续履行的商业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