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作作品立法模式的缺陷与改革——以我国《著作权法》第13条的修订为背景

合作作品制度是著作权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在解决合作作者之间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著作权法普遍对其有所规定。就合作作品的立法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狭义模式、广义模式和折中模式。狭义模式认为,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关系辨析——兼评“两高”对《刑法》第217条“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

在刑法层面上,《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条文规定的"发行"行为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行为的含义具有等同性,"复制发行"的应有含义为"复制且发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刑法》第217条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错误地理解了该词在刑法中的真实含义。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处于特别法地位,后者处于一般法地位。

《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及权利构造——兼评《著作权法》第47条

2021年6月1日,第三次修正的我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此次著作权法修改对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张,增加了广播组织的网络同步转播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引发激烈争论;有关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客体也一直是争论焦点。为此,有必要分析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对其享有的权利进行解构,对《著作权法》第47条关于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思考并提出完善建议。广播组织权的立法模式,建议采用“许可权”;网播组织目前无法享有广播组织权,建议结合网络广播产业实践,在维护国家新闻传播权威性的基础上,探索网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的可行路径;以“广播、电视”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能够避免“信号”“节目”之争,因为广播组织权控制的主要是传播行为与传播渠道;赋予广播组织网络同步转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符合技术发展现状与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

“孤儿作品”的法律保护与利用——法解释论角度下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

我国现行法上对"孤儿作品"缺乏完整的制度设计,仅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3条中对此有所提及。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对"孤儿作品"的范围、在使用前的勤勉查询义务的具体标准、使用费用模式及费用归属存在争议。因此,应将"孤儿作品"的范围限定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能将特定类型的作品(例如摄影作品)排除在外。应尽可能量化勤勉查询义务的具体标准,避免自由裁量权过大,确保同种情况得到相同的处理。对于没有作品原件的所有人的"孤儿作品",其使用费用应向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专门机构(如著作权保护基金)缴纳。"孤儿作品"的勤勉查询义务,应当由使用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使用费用的证明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由使用人承担证明责任。

论著作权原始归属的准据法——兼评“小猪佩奇”案判决对《伯尔尼公约》第5条性质的认定

关于著作权原始归属的准据法存在被请求保护国法、起源国法以及雇佣关系准据法等不同观点和制度,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适用被请求保护国法,因此只能据此适用该法或通过"一般与特别"的关系适用雇佣关系准据法,而不能适用起源国法。另外,《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1款之国民待遇原则及第2款之自动保护原则、独立保护原则皆非冲突规范,而第2款后段被理解为冲突规范且适用被请求保护国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八条关于著作权的内容之规定相同。文章通过对"小猪佩奇"案判决进行分析,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伯尔尼公约》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的冲突法规定,进而揭示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政府标准的著作权问题——基于《著作权法》第5条第1项的分析

政府标准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5条第1项的范畴,是标准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关键。对此,需从规范和价值两个层面展开分析方能得出妥当结论。自规范层面言,政府标准不属于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也不属于"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自价值层面言,肯定政府标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目的在于为规范标准出版市场和保证标准的有序传播提供权利基础。政府标准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应该向社会公开,政府机关不得以此牟取经济利益,这属于著作权的限制范畴,与保护政府标准著作权并不矛盾。《标准化法》中应规定标准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为我国建立完整、统一、合理、适度的标准著作权保护制度奠定法律基础。

《著作权法》第4条的解读

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将《著作权法》第4条修改为：“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试论《著作权法》第43条

<著作权法>第43条在该法过去的10余年实践中备受瞩目.2001年10月7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第35条对这一条文做了实质性改动.本文试对该条修改前后出现的问题略作论述,请同仁斧正.

《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条款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与规范进路

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是立法目的条款。以在裁判说理中所起作用为标准,可将《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司法适用类型化为直接依据型、法律续造型、制定法的解释型、法律行为解释型、论证补强型、文书美化型与例行罗列型。《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司法适用存在错误适用与瑕疵适用问题。前者包括实质误用与形式误用;后者包括说理不充分适用、理解不统一适用与冗余适用。规范《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司法适用,需秉持“克制”援引的基本立场,摒弃整条援引方式,并明确条文中不同层次立法目的各自指向,遵循绝对禁止援引场合与有条件援引场合的适用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著作权法》第3条中作品类型列举的性质——兼评“杭州西湖音乐喷泉侵权案”一审判决

《著作权法》第3条是对作品类型的列举。将《著作权法》第3条之作品类型作限定性列举解释，不具合理性。在正确解读“包括”一词和“其他作品”条款的基础上，《著作权法》第3条之作品类型应作示例性列举之解释。基于此，《著作权法》第3条之作品类型不构成作品认定的限定要件。

意义与缺憾:《著作权法》二修之管见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月26日（在第十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按照修改,《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被删除；增加第26条，明确著作权质押。

GATT第24条法律功能的法哲学反思

面对区域贸易协定广泛涌现而WTO无力进行有效规制的现实,GATT第24条的法律功能需要被反思并重新定位。对此,进行国际法与法哲学交叉研究的方法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思路。第24条关于世界贸易自由化"营造物"的传统宗旨目前在技术层面上难以测试,并且带有社会功利主义的弊端。第24条的实质法律功能并非是致力于缔造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营造物",而是对区域贸易协定发挥宏观制约作用,以维持国际贸易法治秩序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从而,国际贸易法治秩序是一种在互动实践中不断反思与纠正的柔性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9号现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自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

法人作者著作权与公民个人职务作品著作权能否并存

一、解题 如本文之论题所示,所谓“法人作者”著作权,系指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将法人单位“视为作者”的情况下,再根据该条第一款“著作权属于作者”的规定,确认该法人既是作者又是著作权人,对这种著作权,笔者称之为“法人作者著作权”。它有别于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法人单位针对职务作品而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其他权利的情况。著作权法既承认自然人作者,又承认法人作者;既承认作者的著作权,又承认非作者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著作权;既承认公民个人职务作品著作权,又不排斥委托创作关系中法人单位作为委托人或受托人的著作权。由此,必使法人单位的著作权与公民个人的职务作品著作权发生能否并存的冲突。本文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新技术背景下“新作品”司法保护路径之思考——兼评“音乐喷泉著作权第一案”

在新技术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另行探讨新类型作品的司法保护路径,并且分析采用各个保护路径的正当性。"音乐喷泉著作权第一案"可以提供样本,让我们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分析。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对新类型作品保护时采用的"分布判定-解释适用"模式有可借鉴之处,可以通过《著作权法》第三条保护新类型作品及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保护新类型作品。

我国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司法分歧及解决思路——《法律适用法》第24条实施的实证研究

《法律适用法》第24条的确填补了我国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规定中的很多漏洞,让法官在处理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时有法可循。但《法律适用法》第24条从实施至今,各法院和各法官对该条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差异较大。本文通过大量的案例从实证的角度总结了《法律适用法》第24条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和存在的分歧,其与物权冲突规范和离婚冲突规范边界的模糊是其在实践中最主要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细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明确夫妻财产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厘清《法律适用法》第24条与第26条、第27条和第36条各自适用的范围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对著作权法的三种误解以及从何处着手修正

此篇文章分析了美国现行的著作权法，重点研究了对著作权法的三种误解以及可能的改革，以促进私营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并形成一部更加坚定地基于宪法原则的著作权法。1．误解1：设立著作权的目标旨在为内容创建者给予报酬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即宪法支持当前的保护著作权的法律机制。事实并非如此。有关著作权和专利的宪法条款规定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作如下修改:一、将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中的“其他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将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的“公民”修改为“自然人”。二、将第三条中的“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修改为“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包括”。将第六项修改为:“(六)视听作品”。将第九项修改为:“(九)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问题

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是古籍出版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再度引起业内人士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业内人士围绕与古籍整理作品相关的修改草案第13条进行讨论，该条规定，“以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方式利用已有作品而产生的新作品为演绎作品，其著作权由演绎者享有。使用演绎作品应当取得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业内人士认为，应当明确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加大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条款中增加注释权、整理权。那么，古籍整理是一种什么作品，是否应当赋予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如何加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笔者就此阐述一些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