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字韵》韵类与韵字编排问题

《蒙古字韵》是在金人王文郁《新刊韵略》的基础上编写的。它按照声类编排,将《新刊韵略》平上去入106个韵合并在十五个韵部里,根据实际语音将《新刊韵略》3000多组小韵重新组合成2057组小韵,建立70个韵类,内含平上去入213个字母韵。大致上,洪音与洪音、细音与细音合并。但牙喉音二等韵不与一等韵合并,三等韵的轻唇音与洪音字编排在一起。另外重纽三四等韵及牙喉音三四等韵在一些韵部里还没有合并,这些与韵类旧等次和声类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在韵字编排上,《蒙古字韵》删汰了《新刊韵略》中重出或偏僻的韵字,并根据《集韵》和《礼部韵略》等增加了很多韵字。不避忌讳字和俗字是《蒙古字韵》韵字编排上的一个重要特色,与当时汉字使用的社会风尚具有一定的关系。

从八思巴字对音看《蒙古字韵》的“寒”韵——兼论《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及其在近代汉语中的语音性质

《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在《蒙古字韵》中是"八寒"韵的一部分,其韵母标为on,主元音是o,与寒山韵的主元音a形成明显的对立。但从音理上讲,大中原地区不可能出现独立桓欢韵的圆唇主元音,所以《蒙古字韵》中on的实际音值当为un。但从八思巴字的体系来看,o不可能作介音,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不同语言(或文字体系所反映)的元音系统构型不同,对译时因没有相当的音位,而取相对音近的成分替代造成的后果。

有关《蒙古字韵》的几个问题

《蒙古字韵》《蒙古韵略》《蒙古韵》是性质相同名称不同的韵书,另外还有《蒙古韵编》《蒙古韵类》等不同称呼。《蒙古韵编》应当是1270年至1286年之间产生的,《蒙古韵略》《蒙古韵》也应该在这个时间段。《蒙古字韵》是1308年朱宗文校订诸书时择其善者命名的。《蒙古字韵》的字头对汉字来讲是一个标音的类别,不是音值的描写。《蒙古字韵》就是蒙古字拼写的汉字韵,分析《蒙古字韵》要以汉字韵为基准。

《蒙古字韵》校勘补遗

今传《蒙古字韵》系清代写本,讹误甚多。照那斯图、杨耐思及花登正宏等人已有校勘。唯其依据为《古今韵会举要》,失校、误校难免。作者发现,《蒙古字韵》实为《新刊韵略》(即《平水韵》)之改并重编,其单字几乎全录自《新刊韵略》,以《平水韵》为据,势如破竹,可较全面地查清其单字讹误。本文录出的只是怍者校勘补遗的一半。

从八思巴字文献看《蒙古字韵》及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系字的读音

'观'字在《蒙古字韵》中其八思巴字拼写形式作'gon',但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观'字韵母却出现了如下两种八思巴字译写形式:n,an。我们认为,元代北方官话中'观'类字的韵母就应该是an。至于《蒙古字韵》中拼作on,这种标音很可能是一种为八思巴字书写系统所拘而采用的一种音近相代的变通手段。

从龙门神禹庙圣旨碑看《蒙古字韵》的编定年代

通过对写刻于1275年的八思巴字碑刻《龙门神禹庙圣旨碑》的用字进行研究,发现其所涉及到的韵母、韵部与《蒙古字韵》的相符程度很高。该文献共出现95个八思巴字字头,而真正关系到韵字归部的与《蒙古字韵》的差异仅有一处,即■(-■-)尧。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在《龙门神禹庙圣旨碑》(1275)写刻的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作为八思巴字书写规范依据的《蒙古字韵》应该已经成书。

《蒙古字韵》拾零

《蒙古字韵》是汉语史上的第一个注音方案,对于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系统具有特别意义,在标音的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与之相媲美。无论对它本身,还是它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的研究,都还需要深入展开,笔者仅就《蒙古字韵》的序言内容、成书年代等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新校《蒙古字韻》

《蒙古字韻》是研究近代漢語語音史的重要文獻,原本大致用852個蒙古八思巴字對音漢字2120組小韻,收録漢字9438個左右。然而在韻字方面,現存《蒙古字韻》抄本訛誤俗寫現象非常嚴重,直接影響到該書文獻資料的充分利用,必須做相應的校勘工作。《蒙古字韻》所收韻字以《新刊韻略》爲基礎,通過與《新刊韻略》的比較勘正,殘本添加韻字160個,另外朱宗文等人後續添加韻字107個,實際增加字數爲267個左右。另外,《蒙古字韻》删汰或遺漏了《新刊》120個左右的韻字。殘本韻字多有模糊殘缺,今參照《新刊韻略》補足30餘字。校正訛誤俗字800多個,綜上作校記文字970餘條。原本用八思巴字標記漢字聲母,但時有訛誤,今用傳統三十六字母形式重新做了標記,醒目而有條理。

《蒙古字韵》的声母格局与近代韵图中的“交互音”

元代韵书《蒙古字韵》的声母系统因匣、影、喻(含疑)分化而多出了元代特有的几个声母合、幺、鱼,同时由于知组、照组及非敷的合并又减少了几个声母。多出那几母的分化是源于八思巴字拼写系统及蒙古语的影响;因合并而减少的相关声母,则与《蒙古字韵》所从出的近代韵图《七音韵》中所附"交互音"之类的规定密切相关。而《蒙古字韵》声母系统的保留全浊则又与近代韵图的保守性紧密相联。

从回鹘式蒙古文献汉语借词读音看《蒙古字韵》的几个标音问题

回鹘式蒙古文中的汉语借词注音与《蒙古字韵》八思巴字标音存在明显区别,我们认为,前者反映的是当时元代大都汉语的实际口语读音,而后者在音类上则多与韵书韵图保持一致,这也就决定了《蒙古字韵》中的有些八思巴字标音不是元代实际语音的反映。

元代蒙、汉语言接触在喉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上的表现——论蒙语音系对《蒙古字韵》标音体系的影响

元代汉语受到了蒙古语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蒙式汉语"。这在元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语音上的影响集中体现于《蒙古字韵》一书中,如匣母一分为二就是由于蒙古语中辅音和谐原则的制约,汉语复合元音被拼作单元音也是由于蒙古语缺乏后响复合元音所致。

《蒙古字韵》中“■iw后”类晓匣母字性质试析

《蒙古字韵》中的"■iw后"类晓匣母字,其韵母在拼写形式上与"■giw鸠"等细音字为一类,而在实际读音上则当与"■ghiw钩"等洪音字为一类。我们认为,其拼写形式与实际读音的矛盾源于"皇太后"等中古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即"后"等字的拼写形式是八思巴字汉语中直接使用了蒙古语中的这一汉语借词。另外,又加上八思巴字拼写规则的制约,才出现了既定的这种格局。

从八思巴字文献材料看《蒙古字韵》的成书时间

1280年之后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汉语词的拼写与《蒙古字韵》比较一致,前此的则与之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而1275年的八思巴字汉语文献则已经与《蒙古字韵》非常一致。据此可以推断,《蒙古字韵》1275年已经写定,而直到1280年其大力推行才比较彻底。

从八思巴字汉语应用文献看《蒙古字韵》的性质与地位

文章对现存八思巴字汉语应用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研究,发现八思巴字的拼写形式与《蒙古字韵》十分吻合,从而认为《蒙古字韵》就是元代官方的译音标准,八思巴字汉语应用文献中与《蒙古字韵》不合的用例则反映了实际语音的演变。文章还结合史实进一步提出《蒙古字韵》的音系性质应是北方官话。

《蒙古字韵》“穹”、“倾”同形异音探析

在《蒙古字韵》中,一东、二庚两韵部中出现了牙喉音声母字标音相同的现象,我们认为,《蒙古字韵》'穹'、'倾'同形异音是因等第不同而做的相应安排,严格维护等第的界限是《字韵》的基本原则,八思巴字拼写能力的局限性是《蒙古字韵》'穹'、'倾'异音同形的重要因素。

等韵门法所涉等第对立对《蒙古字韵》标音的影响

《蒙古字韵》源于《新刊韵略》,应从韵书传承关系去解读该书。《蒙古字韵》的编者更重视韵书和韵图的分类。其声韵分合格局与等韵门法密切相关。如牙喉音的严别四等反映了'音和'门法的要求,喻分三、四则体现了'喻下凭切'的原则,齿音、舌音乃因遵循'正音凭切'而有'崇''重'之别,齿头音'仙、先''萧、宵'各自混并三、四等是与'振救'一门密不可分的,唇音则涉及了'轻重交互''通广''侷狭'等门法。

《蒙古字韵》中“麾”小韵系的标音之“误”

《蒙古字韵》四支韵部晓母“麾”小韵系的八思巴字拼写形式,其声母采用了s声母,拼作seue。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疑误,因为在官印中该韵的“挥”字拼作heue,声母为晓母。我们认为,《蒙古字韵》因某种原因必须要区分等第不同的“嘒”与“麾”类字,“嘒”类作晓母,“麾”类不能再作晓母。之所以拼作s声母,是因为该书编者立足蒙古语发音,读拼细音的s作S[ʃ];而从韵书编成后的接受和传播过程来看,汉语读者立足汉语,不能接受“麾”类拼作S声母,故在官印中改为h。这是蒙、汉语言接触中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蒙、汉语言接触在韵书的编纂、接受和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例证。

《古今韻會舉要》因襲《蒙古字韻》淺析

《古今韻會舉要》與《蒙古字韻》中都存在從漢語語音演變的角度難以索解的現象,如"喻三入疑"(即"矣"、"尤"、"鴞"等喻三母字變爲疑母)、"匣一寄居"(即匣母一等字"侯"、"痕"等脱離本韻,而與三等韻的"九"、"巾"同韻母)等。經研究後我們發現,這些現象是在八思巴字拼寫規則制約下産生的一種特殊現象,是限於書寫層面的一種拼寫形式(其中有非表音因素的干擾),而並非是真實語音狀況的不折不扣的反映。可以説,八思巴字拼寫規則的制約是《蒙古字韻》中這類現象産生的原因,而《古今韻會舉要》中出現這種現象則是因爲該書因襲《蒙古字韻》的結果。由於《韻會》的作者對八思巴字拼寫系統不够熟悉,就把這些照抄了下來,從而出現了難以索解的疑團。不過,這些疑點却正可以作爲今天我們確認《韻會》照抄八思巴字對音系統的證據。

谈《蒙古字韵》与《中原音韵》的几个音系差异——兼论近代官话的“中原为中心,南北为边缘”现象

本文讨论《蒙古字韵》与《中原音韵》的三个音系差异:(1)全浊声母的表现,(2)三四等的分合,(3)支思韵问题,并指出《蒙古字韵》在这三方面所反映的存古现象都是当时实际语音的反映。文章认为,《蒙古字韵》可代表元代北部官话,《中原音韵》则代表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的中部官话,与它们同时存在还有分布于淮河以南的南部官话;这三种官话在发展速率上不均匀,往往中部创新较多,南部和北部相对迟滞。

汉语语音史上的腭化说及《蒙古字韵》中e的性质

提要:腭化是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蒙古字韵》一书中的e,龙果夫等学者认为是腭化的标志。但王力认为腭化发生在明代,元代是不可能有腭化的。杨耐思批驳了龙果夫的观点,指出《蒙古字韵》中的e与声母腭化无关,而是韵母区别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