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高僧传略》简评

7世纪中叶，佛教从南北两路传入吐蕃，从此便与藏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在藏区传播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区本土文化，于10世纪后半叶，形成了颇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在藏区确立了统治地位。

藏传佛教高僧在和谐藏区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藏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靠政府的不断努力,同时更要考虑到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因藏传佛教高僧在藏区备受尊敬,有崇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对藏族社会进行控制,并不断调适和整合各方力量,对和谐藏区构建有重要影响。高僧们的特殊地位和贡献,给我国当前更好地建设和谐藏区以启示。当今,必须努力引导高僧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充分调动高僧在建设和谐藏区过程中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和谐藏区。

试探民国成都的藏传佛教高僧及其社会影响

民国时期,救亡与发展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中国佛教的复兴是一次重新整合的过程,重建中国佛学需融摄梵巴汉藏等全体佛法。能海上师与法尊法师的求学弘法经历表明了,民国佛教不能单以汉传佛教作为支撑,需要显密互补,融通汉藏佛教,方可应世。他们为中国佛教的变革注入了浓厚的藏传佛教密宗气息,并使成都成了汉地著名的藏传佛教密宗道场。能海上师的开创性贡献不仅使得藏传佛教得以在成都立足,而且在丰富成都佛教修行内容的同时为后继藏传佛教觉囊、宁玛等教派寺庙的建立起到了引领和奠基作用。

藏传佛教东传与历代高僧祝国利民的史绩

藏传佛教的东传是在多民族中国统一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重要事情,其历史作用很大,意义深远。同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中,西藏历代涌现出一批杰出高僧,他们除了弘扬佛教、传授慈悲、安抚信徒、利乐有情之外,还心向祖国,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和谐交往,乃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均起到过特殊的历史作用。他们那种品德高尚,祝国利民的表现永远载入了史册,同时也是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认识、纪念和研究。

一位藏传佛教高僧视野中的汉地儒家

这里所讲的藏传佛教高僧，是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问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青海郭隆寺第二世土观活佛——罗桑确吉尼玛（公元1737—1802）。历史上郭隆寺及历辈土观活佛与清朝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32年该寺重新修复时，雍正皇帝钦赐寺名为佑宁寺。后来又迎接章嘉活佛和前一辈土观活佛阿旺却吉嘉措等到北京，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土观本人也应诏入京，次年（1763年）敕封静修禅师，得到无比荣宠，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格鲁派在甘、青地区的地位和作用。

藏传佛教高僧传：神圣性的建构

王守斌和才让在《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藏传佛教高僧传虽分为若干类，但最有影响和最有学术价值的是共通类传记，是当今藏学研究之宝贵资料。高僧传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5世纪以后进入了繁盛时期。写作高僧传之资料依据中，最为重要的是基础素材（sabon），传记内容之详略亦取决于此，而sabon的存在与否，又取决于高僧生前之社会地位。高僧传有较为统一的编写体例，并形成了模式化的写作。立传之主旨在于树立佛教修道者之楷模，道德之化身，佛教的价值观自然贯穿于传记的写作之中，并以此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的藏传佛教高僧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结果。藏传佛教界僧人作为抗日战争中藏民族内敏锐关注时局发展与政策走向的特殊阶层，以前少有人关注，只是在一些纪念性文章中有过零星记载和思考。今天我们把当年藏传佛教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存留于史册。

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在蒙藏地区的实践

清朝在利用藏传佛教治理蒙藏地区的过程中,既继承了元明两代的宗教政策,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进行了改革,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政策。文章就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作了介绍和分析,旨在使人们对清朝藏传佛教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论西夏藏传佛教及其对元朝的影响

西夏藏传佛教有悠久的历史渊源,高僧封号的等级很多,藏传佛教的经典有很多被翻译成西夏文,关于藏传佛教的考古资料非常丰富,蒙古族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持。元朝帝师制度正是在西夏帝师制度的基础上完善起来的。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也与西夏一脉相承。

致力推动藏传佛教健康发展——记阿坝州佛教协会会长达扎活佛

若尔盖,这块有着悠久藏传佛教传承历史的宝地,曾经出现不少著名活佛和高僧大德,达扎尕让托布旦拉西降措活佛就是其中之一。

学富五明显真才 铁骨铮铮献抗战——追寻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支援抗战足迹

“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内外政教昌隆兴盛，有如长江大河，浩荡奔流，国家的荣华卓越超殊无与伦比，各种史书都有明确的记载。我们拥有2000多座城池，10万多处市镇。我们的国家有如手掌，区区日本还不到我们的一个小小指头!”“日本说什么要将中国连中国的名字从地球上抹掉!要把我们中华民族和我们的权利像毛毡一样的践踏!这些恶毒的想法，残暴的行为，迫使我们热血像海水翻腾，像烈火燃烧!”——这些充满爱国激情、至今听来令人热血沸腾的话，出自我国青海省一位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之口。

十一世班禅出席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研讨会

10月29日上午，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研讨会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召开，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出席会议。藏传佛教界的高僧、藏学领域的学者、特邀嘉宾等60余人与会。

唐代巴蜀佛教与文学

有学者曾指出:唐代著名文学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对佛教表示关心,不以某种形式与佛教发生关系。佛教的兴盛发达在不同方面成为影响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巴蜀,这是唐代经济与文化得到突出发展的地区。隋唐大统一局面的形成,促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和江南的联系与交流。特别是唐中叶以后,中原动乱,而巴蜀保持了相对安定;唐皇室两次(玄宗、僖宗)入蜀,客观上加强了这种联系。巴蜀佛教,也在这一局面下取得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巴蜀地区有其独具特点的文化传统(如道教的影响),又西邻吐蕃,与藏传佛教有密切交流,使得这一地区的佛教也具有明显特色。

藏区治理的本土资源:藏族高僧调解及其功能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藏区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又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从古至今,作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本土治理资源,藏族高僧调解一直是藏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教合一制度在藏区被彻底废除,藏族高僧调解在性质上演变为一种民间调解。当前,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下,藏族高僧调解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特定纠纷、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

明朝中央与藏区地方权力互动中的藏传佛教高僧

明朝中央政府在治藏方针上实行"多封众建"、任其"自治"的方略,通过"分封"的形式来确定明朝中央与藏区各个教派和势力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思想上的绝对支配地位,推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贡市羁縻"的民族政策,在政教合一、僧侣社会地位极高、教派林立的藏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土族爱国高僧章嘉·若必多吉

有清一代，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是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清代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蒙藏民族及蒙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藏传佛教的许多上层人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土族出身的清代大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就是他们当中相当突出的一个典型。

清代佑宁寺高僧的文化贡献

佑宁寺藏语称“郭隆弥勒洲”，简称“郭隆寺”。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地处湟水支流的北岸。这座寺院是土族地区最为著名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也是青海省最早的格鲁派寺院之一，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明代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已经逐渐成为土族人民的普遍信仰，在土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

简述甘青高僧对藏族文化的巨大贡献

藏族文化内涵丰富,门类齐全,其中不仅渗透着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汗水,同时历代重要的政治家、学者、名僧大德们亦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本文依据一些文献资料,对甘青藏传佛教界部分高僧大德为藏族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作一简单介绍。

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七名高僧晋升为格西拉让巴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于3月22日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立宗答辩，通过答辩的7名高僧晋升为格西拉让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