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初新志》中传记文研究

《虞初新志》并非是单纯的小说集,其中收录了不少传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清初文人复杂的处世心态、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倾向、在情性与道德之间的认识矛盾与重视"技艺"的开明心态等内容,在艺术上求新、求精,追求"写照传神,仿摹毕肖"的境界,也展现出传记文文体的多样性。

中国小说评点在日本的传播——以《虞初新志》和《日本虞初新志》为例

评点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式,在江户时代随着明清小说一起传播至日本,日本作家在对明清小说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形式。日本现存的汉文小说评点在借鉴明清小说评点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以《虞初新志》和《日本虞初新志》为例,后者的评点虽在形式和内容上因袭前者,但受创作风气和作家教师身份的影响,《日本虞初新志》的评点不像《虞初新志》在意文学审美,而更关注小说劝恶惩善的功用,重视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是儒学家教育世人的工具。

《虞初新志》中张潮的编辑思想及文化贡献

张潮是清初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其编辑出版的作品集有《虞初新志》、《檀几丛书》和《昭代丛书》等。《虞初新志》为文言小说集,集中体现了张潮的编辑出版思想,在保存文献及启迪后人方面有着杰出的文化贡献。

论张潮《虞初新志》对“虞初体”的贡献

张潮是明清之际徽州出色的文学家、出版家,有诸多作品存世。张潮《虞初新志》对“虞初体”小说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内容体式、编撰思想、小说观念等方面。

选例与情面:“时贤选本”的构造困境--以《虞初新志》为中心

以文人与士大夫的身份分离为转折点,原本作为纯粹文学批评方式的选本,附加上了为文人群体塑造社会身份与声望的功能。此前"不录存者"的原则被放弃,一变而为编选时人的作品。因此,曾被"不录存者"原则所排除的人际交往牵绊力量介入文本编选过程,以选例为唯一准则的局面发生改变。选例与情面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成为"时贤选本"编选过程中的困境。《虞初新志》的编选过程就是这一困境的典型展示。

张潮的小说出版活动及其意义——以《虞初新志》为考察中心

作为职业刻书家的张潮,刊行过《龟台琬琰》《元宝公案》《虞初新志》等文言小说。一方面,他通过征稿、索稿等方式获取文本,在拓宽稿源渠道的同时,也扩大了作品的阅读对象;另一方面,他以批评家的眼光编选《虞初新志》,除了改换篇名、增添作者外,还创造性的增加文末评点“张山来曰”,从而树立新的“虞初”体例和选录标准。张潮在出版模式的转变、版刻形态的革新、书籍价值的彰显上,都为清代文言小说的后续出版、传播张力,推动着传奇体小说的复兴与发展。

《虞初新志》版本考

《虞初新志》的版本颇为复杂。辑刻者张潮曾分三个阶段刊完此书。然而,目前世存之所谓康熙本多非康熙刻本原貌。乾隆时期,文网渐密,尤其对钱谦益著作的大力抽禁,使得其时重刊的诒清堂袖珍本开始删除与钱谦益有关的文字,此后的罗兴堂本更是直接用他人作品替换。乾隆中后期,张氏后人方对康熙原板进行剜改替换,从而成为现今所存的所谓康熙本。这一过程从上举数本的互勘便可窥见其蛛丝马迹。此外,和刻本也为这一考察提供了线索。而咸丰本乃至二十世纪初的开明书店铅排本都为当下流行的《虞初新志》添加了新的成分。

《虞初新志》中士人的志趣人生及其表现

《虞初新志》是清代张潮辑录成集的笔记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多为明代遗民,其本身就是士人,因此,小说集中的各类士人形象被赋予作者自身的人生际遇。无论是狂任自由的孤高异士、侠义通达的人间志士,还是抱诚守真的隐逸名士,面对异族统治,他们以民族大义责己,或出仕或游侠或隐居,用各种形式祭奠着故国,牢守着一份文化。这种生命之志与趣相辅相成的人生,反映出明末清初这一特定时期士人阶层独立不羁的生命诉求和以文存史的清醒的自觉意识。

《虞初新志》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虞初新志》是清初文体风格颇为独特的一部文言小说作品集,在诸多传至日本的汉文典籍之中,作为一部短篇笔记小说的结集,迅速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关注,不但屡经刊刻,且仿作甚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本文以《虞初新志》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为着眼点,旨在梳理其传至日本之后的一系列传播轨迹,把握以《虞初新志》为例的汉籍在域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批判与肯定的碰撞:吉田松阴评《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为清初文言小说集,共二十卷,所收各篇皆出自明末清初时人之手,多为传奇、志怪之作。编者张潮（1650-约1709）,字山来,号心斋居士,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虞初新志》＂文多时贤,事多近代＂,体现出与以往之作不同的新特点,是＂虞初＂系列小说发展至清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对后世文言小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虞初新志》还传至海外日本,广为刊刻流传.

《虞初新志》中的时间、处所介词研究

《虞初新志》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的汉语介词用例丰富。介词是汉语中非常重要的功能词,是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运用语法学相关知识对其中所使用的时间处所介词进行研究,描绘出明末清初时间处所介词的发展面貌,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张潮著述综考

清初小说家张潮 ,享誉清初文坛 ,著述颇丰 ,诸版本间关系复杂 ,各家著录多疏误之处。对其著述从内容、著录、现存版本方面加以考辨 ,旨在对其著述系统刊正 。

“删节”不宜忽,得失寸心知——由《核舟记》一文的删节看教材编选得失

被清代人张潮收入《虞初新志》的《核舟记》，是一篇出色的状物杂记，全文观察细致，描写具体，行文畅达，层次清楚，生动地记述了核舟巧夺天工的状貌，赞美了雕刻艺人的高超技艺，很为后人推崇。大凡读过《核舟记》的人，无不为中国古代精美绝伦的工艺所折服，

仇英的绘画世界

一、生平、师承与交游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原籍太仓,画上钤印有＂桃花坞里人家＂,其居处盖离唐寅桃花庵不远。关于这位大家生平的文献记载,可谓寥寥几几。其生卒年,鉴定家徐邦达先生根据董其昌的说法与传世画迹,考证大致在弘治十五年（1502）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间。论其出身者如清人张潮在《虞初新志》藏进附传中称：＂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论其师承者如王世贞（1526-1590）《艺苑卮言附录》卷四称：“仇英者，其所出微，常执事丹青，周臣异而收之”；论其交游者如陈鎏（1508-1575）称：“尝游文太史之门，朝夕追随”。

书籍史研究“中国化”的新进展——评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

本文指出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塑造》一书重视精英文献,由此切入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史研究,有力地回应了书籍史研究能否适应中国古代历史情境的质疑;充分肯定了孙修暎解读《虞初新志》遭禁原因的创新性,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虞初新志》这样的连续出版物遭到严格的出版审查,不能仅从其促成文人圈更加团结、威胁晚期中华帝国国家管制的角度来考察。

二鹊救友

某氏园中,有古木,鹊巢其上,孵卵将雏①。一日,鹊徊翔其上,悲鸣不已。顷之②,有群鹊鸣渐近,集古木上③,忽有二鹊对鸣,若相语状④,俄而扬去。未几,一鹳横空而来,'咯咯'有声,二鹊亦尾其后。群鹊见而噪,若有所诉。鹳又'咯咯'作声⑤,似允所请。鹳于古木上盘旋三匝⑥,遂俯冲鹊巢,衔一赤蛇吞之。群鹊喧舞,若庆且谢也。盖二鹊招鹳援友也⑦。

《影梅庵忆语》版本源流考

《影梅庵忆语》是冒襄为亡妾董小宛所作悼亡文,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在清代颇为文人重视,反响极大。可惜的是,《忆语》由于没有收录在冒襄的诗文集中,接近原貌的版本逐渐散佚,流传下来的版本则大致形成两个系统:一是《虞初新志》本系统,一是《昭代丛书》(道光本)别集本系统。

徽商与八大山人艺术之传播——八大山人事迹征略之九

八大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除了在江西大量传播之外，另一个热点地区，就是东传徽州和扬州，今天存世作品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与这条路线有关。一六八三年到一六八四年间，八大山人大病初愈，定居南昌，始用“八大山人”之号，当时就有陈鼎“八大山人传”出现，客居扬州的徽人张潮就将其刻入《虞初新志》中，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篇有关八大的传记。

清代笔记史料中的音乐文献研究

笔记体文学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从《汉书·艺文志》中《师旷》《青史子》中的记载可知,那时就出现了这一文体的雏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笔记"一词,在《与尚书令袁粲书》中,南朝丘巨源最早提到了笔记一词:"议者必立,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但笔记一词的用法正式出现,要到北宋时期,史官宋祁以《笔记》为名分三卷记述成书,为后来文人所效法。这以后,以笔记为名的著述不断出现,历代亦有佳作名篇传世。笔记体文献形式多样,有随笔、札记、谈录、杂识等,内容从朝廷典章、琐事轶闻到人情风土、器物典故,题材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