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蜀道驿程记》的史料价值

《蜀道驿程记》系王士禛典试四川时,由京入蜀记其沿途所见撰成。是书记载了王士禛入蜀途中所经的驿站、重要关隘、道里行程、名胜古迹,沿途所经地名、山水的考证。此外,王在书中对沿途所经州县的经济状况、史迹,也略有所记。尤其是驿站里程的记载,对研究清代交通价值尤大。

从王士禛入蜀游记看蜀道的自然景观

王士禛一生曾两次入蜀,备尝艰辛,亦饱览名山大川。其入蜀游记《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记录入蜀行程、叙述沿途见闻、描写蜀道山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王士禛的入蜀游记,可以感受蜀道的山川雄伟、道路奇险、景色秀美,已经将蜀道的地理景观转化为人文景观,成为蜀道自然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蜀道、宣传蜀道的重要文献,也是开展蜀道申遗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凭借。

《入蜀记》引诗研究

频繁引诗是《入蜀记》的一个显著特点。旅途中,陆游发现了古诗句诞生的地点及场景,将之强化展示出来,复现了古诗的世俗生命力。《入蜀记》引诗的目的不一,情境多变,功效显著,既论诗又以诗为用,一方面利用"当地"之便揭示古诗创作背景,解释语义,赏析辨误,另一方面又用古诗丰富行记的历史层次,辨正世俗讹传,提供审视自然的新视角。通过对《入蜀记》引诗解诗用诗的考察,可以发现陆游受古诗影响的具体方面和实际情形以及散文与诗歌的关系。

《蜀中名胜记》引《水经注》版本考

明代曹学佺撰写的《蜀中名胜记》,引用了大量地方文献、地理总志等,其中对《水经注》的征引颇多。作者在征引《水经注》时,应是以黄省曾刻本《水经注》为底本,由于该本讹误较多,又参考了吴琯的校刊本《水经》、当时的明钞本《水经注》。同时,作者还参酌了郦道元所引的相关文献,并据此做了一定的校改。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資料室藏《蜀學四變記》殘鈔本考述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資料室典藏部收藏有一册殘鈔本題《蜀學四變記》。是書記述廖平經學思想前四變,其體例乃依據經學四變的順序條列各階段的代表論著。該鈔本至今尚未被刊行或著録,是研究廖平思想流變以及近代四川學術文化史的一份鮮爲人知的資料。鈔本共分四卷,今殘存目次、廖平自記、卷一、卷二以及卷三之前七葉,有校改筆迹。其目次與内容並不完全一致,應當没有最終寫定。鈔本殘存内容與現已失傳的丙午本《經學四變記》存在不少相通之處,可能是以後者爲主要来源的一種尚未寫定的重編本。鈔本的謄録時間在民國元年(1912)至三年(1914) 2月之間。其重編者與廖平學派存在淵源,主張以廖平經學代表"蜀學"。其謄録者則應當是一位不甚了解廖平經學思想,甚至缺乏基本經學常識的書手。該鈔本引用了不少廖平著作及其相關論著,引文中可能保存了一些《廖平全集》《廖平著述考》未見的佚文、佚目。部分引文還具有一定校勘價值。《蜀學四變記》殘鈔本作爲民國初年以廖平之學建構四川地方學派的嘗試,進一步豐富了對清末民初"蜀學"論的認識,其學術意義值得更深入地發掘。

李膺《益州记》佚文考辨

梁蜀人李膺《益州记》,又名李膺《蜀记》,是除《华阳国志》以外古代巴蜀最有影响的地方志之一。其成书年代在梁天监七年(509)之前。李膺《益州记》佚文存世数量较多,但从内容分析,部分佚文应成于隋、唐,作者不应是李膺,而很可能是隋李充或唐郑。再古籍所引撰者失名《益州记》的佚文,多被误断为梁李膺所作。本文将非李膺所撰《益州记》之佚文33条,加以辨析。

俞陛云蜀道书写的文化地理学创作机制

俞陛云的《蜀輶诗记》是清代行役记的重要著作,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观其创作机制可知,外在自然景观差异、内在文化冲突及远离故土的生命意识三者交相作用是其创作的动因。入蜀途中险美奇绝的外在地理空间拓展了诗人的审美视阈,自然景观内化为心灵图景,以诗文的形式呈现,人与自然完成双向建构。同时,其蜀道书写是京都、江南与秦蜀不同文化区的文化转移与碰撞的结果,诗人在文化层面内向开拓,从而深化对人文景观的刻画。在不同地理文化因子的共同影响下,诗人生命意识迸发,悼古伤今,写景抒情,或闲适散淡,或豪情万丈,形成多重风格。

读陆游《入蜀记》札记

陆游是宋代大诗人,其散文创作的成就历来为其诗名所掩。本文对其《入蜀记》进行研究,指出此书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游记,它不仅包含许多精丽的写景小品,而且对沿途的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叙述。全书还记录了作者的人生经历,融入了浓厚的身世之感,有些片断富有诗意。本文还对此书与陆游同时所作诗歌进行比较,从而对其诗文之关系作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