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蝴蝶君》中的非自然叙事策略

《蝴蝶君》是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代表作,剧中不可能的事件、渗透型叙述者、倒退的时间线及流动的戏剧空间等非自然叙事策略直指作品自身的“虚构性”和角色的“操演性”。文章基于非自然叙事理论,分别从故事事件、叙述者、时间和戏剧空间四个参数来深刻剖析这部作品的非自然性,从而指出黄哲伦通过运用该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个不可能的世界,交错层叠的叙事安排凸显并强调人物的建构性及流动性,进一步挑战了人们对身份和时空的固有认知,彰显了作家超越本质主义的多元身份诉求。

民族歌剧《扶贫路上》选段《蝴蝶飞》演唱分析

《扶贫路上》是以印青为音乐总监,以田沁鑫为总编导的现代民族歌剧,生动讲述了扶贫一线第一书记黄文秀的事迹。选段《蝴蝶飞》是这部民族歌剧作品的主题曲,作为主人公黄文秀核心唱段的《蝴蝶飞》采用艺术化形式创造了“蝴蝶”这一意象,用化蝶归来这一凄美的传说表达了主创团队对黄文秀的缅怀与崇敬之情。文章从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的创作背景入手,简要分析此部民族歌剧选段《蝴蝶飞》的音乐旋律,伴奏和声,歌词之美与民族元素。重点从情感抒发,唱腔技法的运用,演唱与伴奏的配合三大方面阐述民族歌剧《扶贫路上》选段《蝴蝶飞》的演唱技巧。

论黄哲伦戏剧对东方主义解构的不彻底性——以《蝴蝶君》和《中式英语》为个案

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于1979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为研究和解读后殖民时期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全新视阈。拟以该理论为基础,以美籍华裔作家黄哲伦的两部戏剧代表作《蝴蝶君》和《中式英语》为个案,分析其对东方主义解构的不彻底性,并进一步从作者身份的特殊性探究这种不彻底解构的可能原因。

浅析默克尔《蝴蝶》的创作特点及演奏技巧

默克尔的《蝴蝶》是一首对练习左手有益的乐曲,音乐内容与大自然密切相关,描绘出了蝴蝶翩翩起舞的样子,属于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作品。本文从音乐创作特点和演奏技法两个方面来研究默克尔的钢琴作品《蝴蝶》。全文共分为三章进行了阐述。第一章主要从作曲家默克尔以及他的作品《蝴蝶》创作背景入手;第二章从作品的曲式结构特点、旋律特征、和声特点三个方面来研究音乐创作特点。第三章是对演奏技法的阐述,包括对演奏中琶音的演奏处理、音程的演奏方法和力度的演奏设计以及踏板的使用技巧的分析,以此来展示如何更好地来演奏此作品。故而,论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述《蝴蝶》的创作特点和演奏技法,探讨其内容的呈现,使这部作品的理论与技能两方面都能得到有益的研究,进而在演奏这首音乐作品时将有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隐性进程视域下《蝴蝶君》中宋丽玲的边缘人形象研究

近年来,边缘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剧本《蝴蝶君》中,在白人男性伽利玛所主导的显性叙事话语遮蔽下,以宋丽玲为叙事主体的叙事暗流展现出极强的可阐释张力。在隐性进程视域下,宋丽玲的形象呈现出多重边缘化特征,并在不同层面对边缘性作出越界抗争:在爱情中表现为跨越两性界限失败的爱情边缘人;在事业中表现为以边缘经验惠及外界的边缘职业成功人士;在社会文化中则表现为突破族裔和文化的双重边缘化困境,践行多元文化主义的模范。对宋丽玲边缘人形象的解读可以为经历边缘化体验的人实现自我救赎、重新拥抱世界提供有效指引。

罗伯特·舒曼的《蝴蝶》演奏方式及风格分析

罗伯特·舒曼为德国浪漫派音乐创造了辉煌的一章,尤其是在钢琴音乐史上,其感情充沛、文学素养深厚,善于将“情”与“技”融为一体。在其钢琴套曲《蝴蝶》的创作中,感情充沛,并注重诗与画的融合,创作风格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蝴蝶》属于标题音乐,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音乐形式,是将创作者的创作意图、作品的思想通过钢琴表现出来。舒曼的音乐思维和主旋律音乐创作来自于众多文学作品,其深厚的文学素养也使其对标题音乐有了更深理解。

基于高中音乐课堂的民族音乐教学研究——以富川瑶族《蝴蝶歌》教学为例

在高中音乐学科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蝴蝶歌》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蝴蝶歌》。采取适当的措施,可有效提高瑶族《蝴蝶歌》在高中音乐课堂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对音乐表现力和创造力,也丰富了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认识,增强学生对瑶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消逝的蝴蝶——《蝴蝶君》对东方主义的颠覆

华裔作家黄哲伦把握自己的民族身份,创作了一部解构《蝴蝶夫人》的作品《蝴蝶君》。剧中作者审视了制约着西方社会思维的东方主义以及建构在这一主义之上的东方模式,并通过角色倒置,颠覆了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

从女性主义视角探究《蝴蝶君》

影片《蝴蝶君》是由大卫·柯南伯格执导的剧情片,拍摄于1993年,改编自百老汇著名美籍华裔编剧黄哲伦的同名原作,剧本脱胎于《蝴蝶夫人》,巧妙地在原作的基础上构建了角色权利的倒置和深入的文化结构对峙。本文从影片《蝴蝶君》的创作背景,《蝴蝶君》对《蝴蝶夫人》的戏仿与再创造以及基于女性主义角度的《蝴蝶君》意象分析三方面,展开了对性别的悬置与东西方观念的博弈的探索。

《蝴蝶君》的陌生化解读

《蝴蝶君》是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的代表作,该剧巧妙的将一个真实的事件和《蝴蝶夫人》并置,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东方/西方、男人/女人等二元对立关系。文章从陌生化(间离效果)的视角来解读《蝴蝶君》,分析其陌生化特征。黄哲伦对剧名、戏剧情节、戏剧形式和固有文化模式等方面的陌生化处理,增加了作品的价值;陌生化技巧的运用是该作品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的“东方主义”解读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是西方戏剧史上的世纪绝唱,代表了西方的"东方主义"思想。一个世纪以来,在这种思想帮助下,西方人将东方人在种族和性别上加以定型化,"蝴蝶夫人"成为东方女子的典型范本。作为美籍华人黄哲伦以一个真实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了舞台剧《蝴蝶君》与带有东方主义的歌剧《蝴蝶夫人》并置,以迥异的解读手法和舞台表现形态解构西方人对东方女子滞定形象,颠覆了原有的东西权利关系,成为以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之声,重塑了东方人的形象。

孰输?孰赢?——评黄哲伦《蝴蝶君》中的人物

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巧妙地将一个真实的故事与明显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歌剧《蝴蝶夫人》并置,颠覆了东西方权利关系,成为与东方主义对立的声音。由于伽利玛受东方主义的影响,以定势的思维方式和偏见看待东方人,最后成为东方主义的牺牲品;而宋俐玲利用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偏见达到了她的目的。

《蝴蝶君》与《蝴蝶夫人》的互文性研究

《蝴蝶君》是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的经典之作。电影《蝴蝶君》以倒置《蝴蝶夫人》殉情角色为切入点,从情网与猎网、仰视与平视、错觉与幻觉、真爱与背叛等不同角度互文,完整地体现了剧作者挣脱文化差异束缚,彰显文化融合新维度的独特思想。本文以法国学者蒂费纳.萨莫瓦约的互文性研究为依据,深入解读该剧要义,阐释作品颠覆西方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实现文化差异共存,还世界真正东方的深层含义。

论《蝴蝶君》对东方主义的颠覆

《蝴蝶君》是黄哲伦根据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法国的"中国蝴蝶君"间谍案而创作的戏剧。《蝴蝶君》解构了普切尼的戏剧《蝴蝶夫人》,被认为是对传统东方主义的颠覆,不仅解构了东方女子的刻板形象,也颠覆了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

跨文化交际中适度文化移情问题分析——从解读电影《蝴蝶君》说起

介绍了文化移情的相关理论,以文化移情的相关理论对电影《蝴蝶君》进行分析,指出不当的文化移情导致了悲剧的产生,文化移情应当适度。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培养跨文化意识;其次要培养文化认知能力,即在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加深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再次,需要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改变文化偏见,打破思维定势的束缚;最后,理解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样的文化移情才是适度的。

《蝴蝶与坦克》的多模态话语解读

根据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基于多模态话语理论,剖析了《蝴蝶与坦克》原作的多模态话语,表明了"坦克"和"蝴蝶"是西班牙内战和共和军前军人佩德罗的隐喻,分析了佩德罗横死于共和政府军军人寻衅滋事后蓄意枪杀之必然和他横死之难以昭雪的原因,揭示了战争是戕害欢愉美好生活的恶魔。

广西贺州瑶族民歌《蝴蝶歌》、《喇格哩》的艺术特征分析

广西贺州瑶族民歌丰富多样,其中《蝴蝶歌》和《喇格哩》是具有代表性的两首。本文仅从这两首民歌的音韵、旋律、唱词、民族民间传袭的艺术规律与特点出发,对《蝴蝶歌》、《喇格哩》的基本情况、基本内容、基本特点等方面的文化特征进行艺术分析。

舒曼钢琴曲《蝴蝶》的音乐特征与演奏技法探析

钢琴曲《蝴蝶》是浪漫主义作曲家舒曼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钢琴教学的经典作品。通过了解《蝴蝶》的创作背景、深入分析作品的音乐特征、探讨作品的演奏技法,以期对舒曼钢琴作品的教学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反思文学”:如何反思?如何可能?——重读《绿化树》《蝴蝶》

和“伤痕文学”一样,“反思文学”的提出,也是在相关文学作品接踵问世后不久便立即进行了清晰定义的命名行为,它由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而迅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知识单元。这些当机立断的命名,这些迅即抛出的概念,体现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勃勃生机、慧眼独具以及鹰觑鹘望般的超常敏锐。经过近四十年的“历史化”,“反思文学”在我目力所及的几乎全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中获得了默认式注册,在各种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永久定居.

《蝴蝶君》:从边缘走向中心

在传统的美国戏剧舞台上,表现东西方爱情戏剧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剧中的西方男人总是身处突出的中心地位,而东方女性总是身处边缘。当代美国剧作家黄大卫努力重新建构遭美国式的东方主义话语所压抑的亚裔美国文化。他在其代表作《蝴蝶君》一剧中跨越传统戏剧的框架模式,将剧中男"女"主角的关系作了象征性的转换,从政治、文化、哲学以及男女性别诸方面颠倒了传统东西方角色关系,使东方女子的形象挣脱了"边缘"枷锁的束缚,从"边缘"走向"中心"。同时,剧作者希望该剧能够纠正种种文化和性别的错误感受,抛弃旧有的刻板印象,由对立、对抗转为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