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方向——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中心

《行政诉讼法》第1条是立法目的之"灵魂条款",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无法绕开的一个"路障"。对《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理解主要有"保权说"、"维护监督说"、"平衡说"三种观点。基于对这三种观点的分析,"权利救济"才应是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如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就应当遵循实效性、权利保护和无漏洞权利保护的原则。

《立法法》中法律适用规则与《行政诉讼法》第63条的关系之辩——“鲁潍盐业公司案”的再思考

学界关于《立法法》中法律适用规则与《行政诉讼法》第63条存在冲突的有关阐述源于将二者视为平行共存的法律适用规则。然而,基于对《行政诉讼法》第63条立法沿革和文意的考察,《行政诉讼法》第63条本质而言是适用依据条款,解决的是某一规范是否具备作为认定诉争行政行为合法性依据的资格问题,而非多规范场域下的适用规则问题。“适用资格问题”是“适用规则问题”的前提,法律法规当然具备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资格,规章、规范性文件具备作为审理行政案件依据资格的前提在于通过法院的合法有效性审查。作为法律的上位法宪法目前并非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法院若是认为适用的法律抵触了宪法,法院不得选择适用,而应当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新《行政诉讼法》第82条第1款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82条第1款规定的是人民法院有权直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三类行政案件。该款又以"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实质条件制约人民法院实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三类案件,不过,该款采取裁量主义标准,导致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裁量权过大。该款没有限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的人民法院的级别,在理论上,我国四级人民法院皆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实践中也已有中级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了行政案件,这在逻辑上与我国行政诉讼级别管辖的基本理念严重冲突。该款第3项胪列了人民法院有权直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而这是该条款面临的最大挑战。实证数据显示,绝大部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相当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外,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该款第3项有可能逐渐沦为"休眠条款",从规范主义意义上而言,第3项也应该成为"休眠条款"。

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之反思与修正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5 1条的规定存在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 ,必须在分析被告改变原行政行为利弊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

反行政垄断诉讼的解构与重构——以《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8项为切入点

从学理层面界定反行政垄断诉讼概念是陌生的。一方面，行政垄断在目前的行政法实体法中并没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反行政垄断诉讼司法实践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我国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并未将行政垄断纳入受案范围，能够研判的概率很小，实践难以反哺理论。

关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7条之评析——兼谈行政诉讼法的独立与完善

本文从分析《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97条的规定入手 ,探讨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参照民事诉讼规范做法的缘由和利弊 ,分析了该规定对行政诉讼造成的影响 ,并提出了推动行政诉讼法独立与完善的一些设想。

《行政诉讼法》第53条(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评注

《行政诉讼法》第53条确立了对规范性文件一并请求司法审查的制度。从规范意义上,可将申请对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构成要件分解为请求主体、请求客体、请求内容、请求期限和请求方式,只有同时具备后,才能追求该法第64条设定的法律效果。但从诉讼体系的整体考量,则发现与该法第13条的关系紧张,亦尚乏对制定主体、举证责任和合法性审查标准的明确规定,并且一并请求审查是否为诉讼请求应有质疑。为此,应该增加直接起诉方式,注重职权探知原则与当事人主义原则的有机结合,对审查标准进行体系化构造,实现第53条的扩张与升级。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规则——基于《行政诉讼法》第74条的体系解释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存在“适用要件解释不同”和“与其他类判决衔接适用不当”的内外双重困境。《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第1项和第2项应适用于被告作为违法的情形,第3项应适用于被告不作为违法情形。在与其他判决衔接时,针对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仅作出履行判决而不适用确认违法判决,体现履行判决的优先性,同时在判决理由部分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作宣示性否定评价。针对被告作为违法情形,基于利益衡量、撤销意义缺失和及时救济环境公益考虑,应慎用撤销判决,适用具有补充性的确认违法判决,同时亦应体现确认违法判决较之补救措施判决的基础性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

基于胶体金-适配体的层析试纸条检测玉米中黄曲霉毒素B_(1)

黄曲霉毒素B_(1)(AFB_(1))因其剧毒性及在粮食中分布广泛而成为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的重大风险因素之一,因此建立快速、灵敏的检测方法十分必要。利用胶体金和适配体作为金标探针,构建一种新型层析试纸条以实现玉米中AFB_(1)的快速检测。根据体系中AFB_(1)存在会减弱生物素标记的适配体与金标探针的结合,从而导致试纸条检测线的颜色强度降低或消失,进而实现对AFB_(1)高效灵敏检测。在最佳条件下,试纸条检测AFB_(1)的检出限值低至0.5 ng/mL,在0.5~500 ng/mL范围内快速准确检测且对AFB_(1)具有高度的特异性。本研究制备的适配体试纸条能够成为玉米中AFB_(1)检测的有效方法,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黄曲霉毒素B_(1)胶体金免疫层析试纸条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以黄曲霉毒素B_(1)为研究对象,制作出一种可实现对黄曲霉毒素B_(1)含量快速检测的胶体金试纸条。实验采用竞争抑制法,基于试纸条的层析作用,以胶体金为标记物与黄曲霉毒素B_(1)单抗偶联,将黄曲霉毒素B_(1)抗原和羊抗鼠二抗固定到硝酸纤维膜上作为检测线和质控线,制备出可以快速检测黄曲霉毒素B_(1)的免疫层析试纸条。通过优化,试纸条在37℃条件下,分别在5,10,15,20 d后测试,效果没有明显降低,检测灵敏度为20 ng/mL;与磺胺类药物、“瘦肉精”类药物均无交叉反应。该试纸条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特异性,可实现生物样本中黄曲霉毒素B_(1)的快速大量检测。

高速铁路W1弹条脱碳层深度对疲劳试验结果影响试验研究

高速铁路扣件用W1弹条疲劳断裂原因复杂,大部分原因是原材料和生产制造过程产生的不合格,特别是对生产工艺的控制更加敏感,研究脱碳层深度对疲劳试验结果影响试验较少。为查明脱碳层对疲劳断裂的影响机理,选择两组不同的生产工艺,一组正常生产工艺,一组温度偏高,使弹条的脱碳层超出标准要求,两种状态的W1弹条开展疲劳试验对比分析,对疲劳断裂的一组W1弹条,通过硬度检测、化学成分、金相组织、力学性能、断口SEM和EDS分析、金相显微组织分析及断口分析等方法,对其疲劳断裂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弹条失效的主要原因是断口位置脱碳层深度高于完整侧,由此造成该区域组织不均匀且性能不均,降低弹条的疲劳性能和使用寿命。

HX_(D)1D型机车牵引电机转子导条断裂原因分析及优化建议

针对某HX_(D)1D型机车牵引电机转子导条断裂问题,文章首先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了导条受力分析,然后通过宏观检查、金相检查、硬度测试、拉伸性能测试对导条材质及断口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了转子和导条的制造过程。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出转子导条的断裂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的“兜底”属性及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24条第1款(简称“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为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提供了规范依据,开启了乡镇(街道)扩权赋能的新篇章。该条款制定前后,理论界围绕该条款展开了诸多探讨,但已有研究并不足以让该条款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达到逻辑周延的程度。将“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置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系统考察,宜将其定位为行政处罚权通过行政授权或委托方式交由乡镇(街道)实施的“兜底”性条款。同时,为更好地指引实践,有必要进一步对该条款的适用展开探讨,即处罚权下沉的决定主体宜由省级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以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式确定交由事项、“交由”方式宜限定为行政授权或委托,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规范处罚权运行。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11条第1款的一种解读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其第11条第1款规定,香港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均以本法规定为依据,这在法律上保障了"一国两制"方针所要求的香港本地制度、政策的自足性、独特性与稳定性。因此,这一条款可称为"基本法的自足性条款"。这一条款从宪法第31条延伸而来,所以具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作用。在司法层面,香港法院有权根据这一条款化解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基本法的自足性"。

无砟轨道W1型弹条疲劳性能的试验研究

高速铁路弹条在实际工作中会承受反复多变的载荷作用,随着时间累积,弹条会发生疲劳断裂。为研究高速铁路弹条(W1型弹条)在载荷作用下的疲劳性能和疲劳寿命,将W1型弹条放置于MTS810伺服液压试验机上进行载荷分别为(25±7.5)kN、(25±10)kN、(25±12.5)kN 3种试验方案的疲劳试验,首先通过疲劳试验数据计算弹条的疲劳可靠度寿命和疲劳寿命,绘制W1型弹条在不同可靠度下的载荷与疲劳寿命(lgF_(a)-lg N)直线并对其进行线性拟合,根据不同可靠度的要求,可以计算和预测W1型弹条在3种试验方案下的疲劳寿命,然后对弹条断口进行电镜扫描分析,得出弹条断裂类型为韧性断裂。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合同中个人信息处理)评注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前段“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确立了合同订立与履行中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其中,就“合同”的适用应限定于民事合同关系;“订立与履行中”可解释为从先合同义务中的“合同准备”到合同履行完毕这一全过程。主体要件“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应作目的论限缩,个人信息主体需满足年龄与民事行为能力双重要件。对“必需”的判定应当以合同目的作为判断基准,且禁止将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直接作为合同目的,必要时可引入“场景理论”模型开展续造工作,结合合同类型、合同关系的内容以及基本目标,比照规范性文件、交易习惯等予以确定。

对行政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162条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162条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条制定的理论依据及其理解与适用问题,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作者通过一些实证案例的提炼与分析,就如何理解与适用行政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162条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解析。

国际投资仲裁准据法适用的困境与纾解——基于《华盛顿公约》第42(1)条的分析

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准据法选择之争”始终存在。《华盛顿公约》第42(1)条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本款拟定的背景以及东道国对外资管控的客观事实,反映出这种条文上的优先安排具有适用上的合理性;同时,本款对国际法规则外延的宽松性规定同样暗含了《公约》对国际法规则鼓励适用的宗旨。本款中意思自治条款与立法旨趣表明,《公约》旨在创设一种“去国籍化”“去狭隘利益化”的准据法选择标准,并促使当事人和仲裁庭对准据法的选择回归规则理性,即准据法应当在案件适用上具有适当性,在规则选取上具有准确性,在法理论述上具有充分性。即使拟选定的准据法存在体系的漏洞和效力的瑕疵,也依旧为《公约》和仲裁庭所认可。准据法的国籍要素、适用广度与法律位阶等问题,亦不作为影响准据法选择的关键要素。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了必要限制，这集中体现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41条、第24条中。根据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具备以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