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中法律适用规则与《行政诉讼法》第63条的关系之辩——“鲁潍盐业公司案”的再思考

学界关于《立法法》中法律适用规则与《行政诉讼法》第63条存在冲突的有关阐述源于将二者视为平行共存的法律适用规则。然而,基于对《行政诉讼法》第63条立法沿革和文意的考察,《行政诉讼法》第63条本质而言是适用依据条款,解决的是某一规范是否具备作为认定诉争行政行为合法性依据的资格问题,而非多规范场域下的适用规则问题。“适用资格问题”是“适用规则问题”的前提,法律法规当然具备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资格,规章、规范性文件具备作为审理行政案件依据资格的前提在于通过法院的合法有效性审查。作为法律的上位法宪法目前并非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法院若是认为适用的法律抵触了宪法,法院不得选择适用,而应当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方向——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中心

《行政诉讼法》第1条是立法目的之"灵魂条款",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无法绕开的一个"路障"。对《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理解主要有"保权说"、"维护监督说"、"平衡说"三种观点。基于对这三种观点的分析,"权利救济"才应是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如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就应当遵循实效性、权利保护和无漏洞权利保护的原则。

关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7条之评析——兼谈行政诉讼法的独立与完善

本文从分析《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97条的规定入手 ,探讨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参照民事诉讼规范做法的缘由和利弊 ,分析了该规定对行政诉讼造成的影响 ,并提出了推动行政诉讼法独立与完善的一些设想。

新《行政诉讼法》第82条第1款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82条第1款规定的是人民法院有权直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三类行政案件。该款又以"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实质条件制约人民法院实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三类案件,不过,该款采取裁量主义标准,导致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裁量权过大。该款没有限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的人民法院的级别,在理论上,我国四级人民法院皆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实践中也已有中级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了行政案件,这在逻辑上与我国行政诉讼级别管辖的基本理念严重冲突。该款第3项胪列了人民法院有权直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而这是该条款面临的最大挑战。实证数据显示,绝大部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相当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外,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该款第3项有可能逐渐沦为"休眠条款",从规范主义意义上而言,第3项也应该成为"休眠条款"。

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之反思与修正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5 1条的规定存在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 ,必须在分析被告改变原行政行为利弊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

《行政诉讼法》第53条(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评注

《行政诉讼法》第53条确立了对规范性文件一并请求司法审查的制度。从规范意义上,可将申请对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构成要件分解为请求主体、请求客体、请求内容、请求期限和请求方式,只有同时具备后,才能追求该法第64条设定的法律效果。但从诉讼体系的整体考量,则发现与该法第13条的关系紧张,亦尚乏对制定主体、举证责任和合法性审查标准的明确规定,并且一并请求审查是否为诉讼请求应有质疑。为此,应该增加直接起诉方式,注重职权探知原则与当事人主义原则的有机结合,对审查标准进行体系化构造,实现第53条的扩张与升级。

反行政垄断诉讼的解构与重构——以《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8项为切入点

从学理层面界定反行政垄断诉讼概念是陌生的。一方面，行政垄断在目前的行政法实体法中并没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反行政垄断诉讼司法实践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我国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并未将行政垄断纳入受案范围，能够研判的概率很小，实践难以反哺理论。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规则——基于《行政诉讼法》第74条的体系解释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确认违法判决存在“适用要件解释不同”和“与其他类判决衔接适用不当”的内外双重困境。《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第1项和第2项应适用于被告作为违法的情形,第3项应适用于被告不作为违法情形。在与其他判决衔接时,针对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仅作出履行判决而不适用确认违法判决,体现履行判决的优先性,同时在判决理由部分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作宣示性否定评价。针对被告作为违法情形,基于利益衡量、撤销意义缺失和及时救济环境公益考虑,应慎用撤销判决,适用具有补充性的确认违法判决,同时亦应体现确认违法判决较之补救措施判决的基础性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了必要限制，这集中体现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41条、第24条中。根据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税务行政诉讼答辩状制作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绗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浅析《伤寒论》第63条

通过对《伤寒论》第63条的分析,认为麻杏石甘汤证主要病机是邪热壅肺,麻杏石甘汤临床应用的关键是麻黄和石膏的比例。

对行政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162条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162条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条制定的理论依据及其理解与适用问题,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作者通过一些实证案例的提炼与分析,就如何理解与适用行政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162条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解析。

以案例为蓝本解读《刑法》第63条第2款之适用

《刑法》第63条第2款之适用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都有不同的理解。以引起广泛关注的许霆盗窃案及其他相关案例的判决为蓝本对"案件特殊情况"的范围进行考察,它应当包含国家利益和个案特殊情况两个方面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时直接改判和复核程序不应设置应是该条款的当然之义。减轻处罚既可以是刑种的减轻,也可以是多种刑格的减少,但不能减轻为免除处罚。

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适用《行政诉讼法》第97条之探讨

在行政契约履行救济渠道上,我国行政机关因为受限于原告被告角色恒定性的立法预设,无法提起契约之诉,因此《行政诉讼法》上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被作为关注的焦点和方向。行政契约不属于传统行政行为范畴,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不及于其,以契约本身作为执行根据不合乎行政法治理念。依法成立的民事契约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行政契约的强制执行亦无普遍的契约法理基础。为有效解决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除了恢复行政机关的契约诉讼原告资格和诉权之外,契约当事人的自我约定强制执行制度、与行政优益权相匹配的其他法定处理权等,可以作为破局的尝试。但是,这些制度设计也可能消解行政契约的合意性、平等性,不仅应该使其法定化而且力求慎用。

关于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的调研报告 兼谈《民事诉讼法》第51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36条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案例一] 1983年,某纺织局购得房屋三间,取得房产证后交由下属供销公司使用,后者支付给纺织局购房款。1984年,纺织局设立实业公司,又将房屋交该公司使用。两下属公司在纺织局主持下签订了移交协议。1988年,纺织局和实业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实业公司支付房款,取得房屋所有权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实业公司使用至今。

从后果主义看刑法第63条第二款的适用

当传统刑法教义学无法解决疑难案件时,后果主义裁判指导下的以刑制罪司法逻辑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刑罚妥当性对于裁决的作出具有指引作用,以刑制罪从刑罚出发,运用后果主义论证方法,既体现了目的解释,也实现了实质正义。但当"由刑到罪"所产生的罪名与实际行为严重不符时,刑法第63条第二款的适用可以发挥紧急出口的作用。

怎样理解和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编辑同志: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问,上述“行政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