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与表现主义风格在新文学中的发轫

鲁迅先生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不仅是一位思想的先行者,也是在艺术上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弄潮儿,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而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大胆探索进取的源泉和动力,除了对西方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及苏俄、东欧进步文学的自觉借鉴之外,还包括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的滋养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技巧有选择的“拿来”。事实证明,无论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都很难圆满地阐释鲁迅在从《狂人日记》到《故事新编》的整个白话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进行的异彩纷呈的艺术探索。在此,笔者试图以表现主义艺术方法的基本范式作为认知的参照系,对鲁迅的小说作一次新的读解尝试。

“重写文学史”浪潮的先声——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创新与局限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始终是学界探讨研究的重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按照政治与历史视角分割文学史的旧格局,它以文学现代化为内核,关注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极具启蒙主义的光辉。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存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概括不恰当、对现代化的认知不准确等问题,应当以辩证的眼光进行看待与修正。

从非理性群体意识到集体主义精神理念———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关系

集体主义精神 ,是主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如果用政治学的术语来加以表述 ,它的基本要义应是 :以无产阶级的群体利益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 ,以个体对于整体无条件的服从为纪律规范 ,以公正无私的自我奉献精神为思想信仰 ,以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人生追求为终极归宿。这是一种从西方引进来的、且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价值观念体系 ,它之所以能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其中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深奥高妙的道理 ;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 ,对于崇尚非理性“群体意识”的中国作家来说 ,他们对“集体理性精神”并不会感到十分的陌生。因为两者之间形而下的关联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因素 ,这大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但是仅仅凭借“形而下”的相似性 ,恐怕还不能从根本上揭示问题的本质 ;笔者所感兴趣的是信奉儒家实用主义伦理哲学的中国作家 ,究竟是如何一下子便从传统文化的非理性“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念 ,顺利地切换为无产阶级“集体理性精神”的思想信仰 ,并进而营造出了一个跨越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神话 ?

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一个结合、分离、再融合的过程,古典文学的研究也经历了初步繁荣、停滞、繁荣三个阶段。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能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决定了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的研究状况。

日常生活关联下的新历史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试论

新历史主义视历史为本文,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与现实的共时性系统,表达了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日常生活的特性。新文化运动也在传统和现代的多元架构上实现了文化调适,蕴含了日常生活的"着陆"旨趣。历史传统的重构表达了权力的生产和抵制,而这种权力维护的恰恰是民族的日常生活方式,一如原始野性力量所守护的延续几千年的日常生活惯例那样。历史剧争鸣的倾向性选择透露了直面日常生活的消息。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特性和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历史主义的形成。二是新历史主义的主张。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政治的某种放逐中实现了文化置换和超越。新历史主义之"新"就在于从过去转向现在,以今带古,自觉建立了表述的日常生活系统和修辞。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述评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历经曲折,考究文学理论在这种多次转变中如何参与其间实属必要。大体说来,可以将此百年文论的演变分作五个段落:晚清时期启蒙与审美的彰显与博弈,五四至二三十年代革命和大众充当主角,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化领导权及文艺从属于政治路线的确立,八十年代主体论与新启蒙的高涨,九十年代以来语言学转向及文化研究的兴起。

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响

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弗洛伊德主义作为一种心理学理论和文化哲学思想,它以其对人类精神和人类行为所作出的独特解释和独特发现,不仅对心理学,而且对当代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法律学、文艺学等几乎所有一切人文学科以及当代各种体裁、样式、类型的文学艺术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尽管二十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和隔膜还非常深刻,但毕竟这是一个世界文化大交流、大冲撞、大融汇的时代,所以弗洛伊德主义不仅对西方而且也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多方面影响。

宗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对宗教文化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是在８０年代中期起步的，如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陈平原与宋益乔的许地山研究等，虽然是对特定作家所具有的宗教文化意蕴的个案分析，但在长期以来宗教文化意识受到压抑、人们提起宗教不免谈虎色变或者不知所云的时代里，他们...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其中 ,2 0世纪 2 0至 40年代 ,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 ,也是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时期 ,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 ,而陈子展是最早使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学者。 2 0世纪的最后 2 0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第四个时期 ,近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研究视野趋于开阔 ,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 ,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纷纷问世 ,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学术群体 ,并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江苏、广东、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随着人们对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的深入理解 ,随着研究者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扩大 ,随着近代文学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 。

德语表现主义文学中国形象的权力关系论

德语表现主义文学是一支关注中国,并欲从中汲取文化精髓以重建西方文化的文学力量。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建构的中国形象涉及身体、知识、空间等方面,它们均与权力息息相关,并统一于中国权力场域之中。中国知识是权力实践的工具,中国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容器,中国身体是权力规训的对象,均为权力意志的实践和权力机制的稳定而服务。同时,中国身体、知识、空间也是一种动态、主动的能量,它们可以作用于权力机制,对既有机制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革新,并整合出一个新的、利于社会文明进程的权力机制。

曲折与激变的道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历史变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无疑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下中国本有文学理论与批评寻求现代转型的产物，也无庸讳言，它深受西方的影响。现今众多的研究也足以表明这一影响的路径、方式和结果。但这种情形似乎造成这种印象：好像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有一个远为深远的西化过程。在此认识阈限内，中国自己的创造所剩几何却是一个不甚明了的事情。这正如过去我们论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概不论及西方的影响一样，只要将其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就可以将之封存起来，不再问津。

冲突与积淀——中国现代文学表现主义的艺术延展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是以启蒙现代性对立面出现的,这种冲突的现代性传入中国后,现代性的错位、价值观的背离致使中国文学并不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特质。然而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都不能解释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审美具有自身的现代性。现代美与永恒美都是现代意识的表现和现代形式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现实主义倾向并不能以西方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它在积淀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学传统。

回顾与前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题

回顾与前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题许志英一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学走过很长的弯路，有很严重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中国文学...

论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变迁——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史观探寻

文学史观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它决定文学史著述的著史态度和体系建构，决定对文学史目标的任务的阐述，决定对文学史发展原因、规律的探寻。本文以２０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作为考察对象，根据中国文学史学科发展的实际，将建国前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并依次对各个时期中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变迁进行描述，力图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流变过程的运行轨迹，探讨文学史家们在中国文学史观方面的优长和不足，着眼于２１世纪文学史观的发展与建构。

都市烦恼人生的原生态写实——二十世纪中国都市文学视域中的方方、池莉小说

时下,武汉青年女作家方方和池莉引起当代文学批评的注重。原因在于方方,尤其池莉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诱发了时下文坛仍然繁兴的“新写实小说”。本文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市文学这种切入角度与研究视域中对方方、池莉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作出论评,意在分析方方、池莉小说在都市人生的把握方式,审美感知方式、在都市文学文本形式等方面的新质与特点,并评说她们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市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环节”意义。

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史家迟早会碰上这个难题，即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及文学史家该对金庸小说作何评说？之所以这样说，其原因不仅是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畅销于世且经久不衰，以至于造成了“凡有华人居住处，就有金庸在流行”的奇异的文学及文化景观。而且还因为：“金庸...

“秩序”的叙事新解——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秩序"(order)是构成文本世界维度和文化语义场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并因其具有直立的结构性隐喻特点而蕴含了地质学般的深刻寓意。不过,"秩序"在不同的叙事文类中所承担的功能和蕴含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学者们对叙事文本中"秩序"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并不一致。本文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分别阐释"秩序"和"秩序"项下的时空、连接、嵌入与忽略三个层面及其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对"秩序"的新认识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更多、更深刻的叙事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