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史人物交朋友——评弹《袁了凡》的人物形象塑造

我对袁了凡的了解缘于区文化艺术中心决定把袁了凡事迹写成评弹中篇形式搬上舞台并且由我主演,形势逼着我去细读他,了解他。随着研究袁了凡不断的深入,我从不认识到了解,从钦佩到敬仰。内心迸发出一定要演好袁了凡,把这伟大的人物推介给全社会听众的想法。那么从精神气质、文化品质、神态语言方面应该怎么掌握,角色如何定位呢?按传统程式化塑造不可取,用现代伦理观念表述又不符实际,我就从评弹"说、噱、弹、唱、演"五个方面下功夫。

王维《袁安卧雪图》与“画中有诗”

人们在解读《袁安卧雪图》时总喜欢从宗教的角度去命意它,而忽视佛教中国化后贵生的事实,忽视儒家对佛教所秉持的现实性和功利性态度以及王维本身对佛禅的真正用意。事实上王维借《卧雪图》表达了这样的意图:虽然自己像芭蕉那样"才不出众,德在人下",却始终怀抱着像袁安那种"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远大抱负。《卧雪图》体现了王维"画中有诗"的美学价值,即绘画像诗歌一样具有传统的言志功能。

辱华片外交风波述论——《上海快车》、《袁将军的苦茶》、《糊涂将军》停检始末

本论文重点考察了发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三次辱华片停检事件,以勾画中美电影外交的一个侧面。《上海快车》、《袁将军的苦茶》和《糊涂将军》等片在海外上映即遭我驻外人士抗议,中国电影检查委员会辅以停止检查该制片公司输入中国的影片为手段,通过外交途径警告制片厂取消该片的全球放映并删除相关辱华情节。在制片厂的道歉声中,在美方的外交压力下,三次停检事情皆以不了了之为结束,以此反观出中国表达话语权的决心其结果之间的巨大落差。

“情腻”与“骨刚”的悖反——袁宏道尺牍中仕与隐的矛盾心态

尺牍文学创作发展到中晚明呈现出一个高峰,而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性灵派尺牍的出现,使这种文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貌。袁宏道在仕与隐的道路上徘徊不定,归根到底是由他本体生命中“骨刚”和“情腻”两种矛盾情态所决定的。反映在他的尺牍创作中就是大量感叹为官之苦的作品的存在。通过分析这一类作品而对袁宏道仕与隐的矛盾心态作一个全面而客观的透析,从而理解其尺牍创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外二种)》再版前言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袁中郎行状）笺证》、《炳烛集》是武汉大学李健章教授研究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的代表作，199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当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后来，钱伯诚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扫描本《袁宏道集笺校》（2008年版），除将李先生《（袁宏道集笺校）前言》全文编入《重印新增》外，还在《重印后记》中郑重而又语语由衷地说：

公安三袁家世研究

文章依据袁氏兄弟文集和近年发现的《袁氏族谱》等材料,钩稽排比,对三袁的家世作了较为详尽的考索,并兼及其舅家。

“袁安卧雪”与“雪里芭蕉”

据《梦溪笔谈》记载,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图中,雪地里有一棵芭蕉。这引起了人们的困惑:芭蕉这种植物,不是在冰雪严寒到来之前就已经凋残吗?怎么可能有“雪里芭蕉”呢?这“雪里芭蕉”,也就成了千百年来聚讼不休的一个话题。许多人批评王维的画违背常识,不足为法。而为王维作辩护的人也很不少。如沈括就说:“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说也。”《冷斋夜话》也谈到:“王维作雪中芭蕉,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

从翻译美学视角看《袁中郎的瓶花》汉译本

中国传统美学与翻译学的联姻所形成的翻译美学理论体系,蕴含着恒久的精神内涵与美学价值,对指导翻译实践具有特殊的意义。《袁中郎的瓶花》一文选自林语堂英文散文集《生活的艺术》,其文学语言平实、富有哲理性,描绘了生活的理想状态,美学特质主要以“闲适”为主。翻译家越裔作为审美主体,通过对审美语言符号的准确解码、体察原作的审美理想,结合本身的情、知、才、志等,从词语层、句子层和意象层,将原作的美学价值再现于译本中。

同治《袁州府志》版本问题

整理古籍过程中搜集到的同治《袁州府志》的几个馆藏原始文本呈现出复杂情况:有的本子比其他本子多出了几十个页码,有的本子某些书页版心刻有"光绪二十二年知袁州府长白惠格嵌补"字样,有的本子某些书页的文字绘图与其他本子有细微差别。而一些地方志研究者在其专著中则罗列了同治《袁州府志》的两个刻本,一为"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一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补刻本"。这使人觉得同治《袁州府志》似乎有两个版本。经过调查研究,比对分析,深入细节,廓清迷雾,可以确认同治《袁州府志》只有一个版本,即"同治十三年(1874)袁州府署刻本"。而所谓"光绪二十二年(1896)袁州府署补刻本"只是依照原文原图重刻了"同治十三年(1874)袁州府署刻本"中的几个书版,按今之说法只能算是对原版本作局部小修补后的第二次印刷本,而非同治《袁州府志》的另一版本。

雪里芭蕉笑杀侬——王维《袁安卧雪图》辨析

传王维（701－761）有《袁安卧雪图》,首见于宋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书画》：

王维“雪中芭蕉”的佛学解释层次与图像意涵再研究

王维《袁安卧雪图》中所绘的“雪中芭蕉”,作为一个特殊的图像,在历代的画论与研究中多有论及,又因王维一生“笃志奉佛”,所以后世从佛学角度对之进行的解释也相对最为常见,现已在“身”与“意”的层次上形成了多种解释。本文尝试回到《袁安卧雪图》所绘制的“袁安卧雪”的咏史题材,并结合王维的生平经历以及诗文创作,对“雪中芭蕉”作为《袁安卧雪图》中局部图像的绘画构思进行再研究。

《宝坻政书》所见明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

《宝坻政书》是根据袁了凡在担任宝坻县知县期间的公文编纂的一部公牍文献集。通过该书可以了解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和社会治理。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面对着赋税、徭役、马政、边政等众多问题,明朝的国家统治能力受到很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外部的北虏南倭,也来自明朝的体制自身。例如,皇庄的存在和宦官的跋扈削弱了县级政权的社会管控能力,军制等方面的不合理空费国家税饷,法律素养低下的官僚判案失误导致国家威信受损等等。袁了凡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付出了很大努力,设法处理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照顾到国家、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利益关系。他在相对有效地履行知县职责的同时,也努力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维持已趋于崩解的明朝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

雪蕉与雪竹——关于王维绘画禅理表现的一个模式

王维的《袁安卧雪图》在历史上引起过关于形神关系的诸多讨论 ,其实 ,这里面蕴藏着的是佛理。王维的另一幅绘画《祇园弟子像》也是通过雪竹表现禅意的。从中可以看出王维绘画禅理表现的一个模式 ,即将中国诗歌的比兴与佛学的象征语相融合 ,并在绘画中运用。这正是苏轼所赞“画中有诗”的艺术表现。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从《袁安卧雪图》看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

唐代王维的笔墨语言既不是对自然对象的客观写实,也不是对一种纯意境的追求,而是对艺术与生活的紧密结合。文章是从王维的一幅画作《袁安卧雪图》入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分析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以及艺术创造为了表达情感,可以超越现实生活的直观解读。

《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再析

颇富争议的《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草拟于1911年12月27日,而非一般认为的1912年1月16日,并没有正式上奏。由于革命阵营12月25日突然决定重开总统选举,打乱了原定国会公决计划,迫使唐绍仪26日奏请清廷速决国体,出现“和议难期”的局面,才导致此折提前出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和谈策略可分为武力镇抚、国会公决、君位共和三个阶段或层次,该折体现的君位共和主张只是国会公决方案无望后的备选,其意义在于提前暴露了清方的和谈底线。当唐绍仪27日转而奏请国会公决之时,此折即迅速为代表国会公决方案的《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所取代。

论王维《袁安卧雪图》的禅学内涵

"袁安卧雪"是《后汉书》记载的典故,突出袁安的高洁、自守情操,历来为后世传诵。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王维画有《袁安卧雪图》,原画今已佚,但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此图中画有"雪中芭蕉",这种不符合常理的画法,正是因为王维佛家禅宗思想的影响,这种超然物外的画法,影响着后世的画家。不受时空限制,自由翱翔、自由思考画外之物,驱遣万物,就能画出景物之外的事物,就能游刃有余,在佛家看来,这就是"神会"。

袁宏道:不紧要之人

“公安三袁”中的老大袁宗道曾著一文《读陶渊明传》，对陶渊明的处世、人品发表了迥异于人的见解。他认为陶渊明隐逸田园，不是为了道德上的清高．而是为了自己身心的安逸。这种看法倒也没什么，甚至可以说是颇合乎陶渊明自己一再申明的本意，但他说陶渊明的行为“与世人奔走禄仕，以餍吻者等耳”，就显得很没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