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八戒的妖魔特性看《西游记》杂剧的“历难”主题

学界对《西游记》杂剧的研究集中于作者和成书年代考证、对小说成书的意义判断、杂剧文本的具体分析,后二者往往涉及剧中的人物分析。因此,文章从占据"一本四折"之多的猪八戒故事入手,通过考述杂剧中猪八戒的创作来源、自我表现和身份类同,确定杂剧中猪八戒形象塑造依然还处于妖魔阶段,以期有助于客观评价杂剧于小说成书史上的意义,并进一步归纳出杂剧的"历难"主题,以就教于方家。

《西游记》杂剧对《西游记》小说影响的再认识

通过考察中国戏曲与小说的发展轨迹,结合两者的整体关系,指出《西游记》杂剧记叙唐僧取经内容完整,结构宏大,由此演进为小说具有必然性,并进而对它在后世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作了具体、客观的评析。

《西游记》杂剧作者献疑

孙楷第先生将《西游记》杂剧的作者归为杨景贤,因证据链上的缺陷,并没有成为定谳。《西游记》杂剧中存在的出发前求雨活动,显示出较早的时代特征;沙和尚早于猪八戒加入取经队伍的描写,也为元代及其以前的取经故事所特有。此外,就文本内容而言,《西游记》杂剧可以拆成多个单元故事,且这些故事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元前来源。而通过对《西游记》杂剧命名及文献载录的考察,可以确定吴昌龄并非《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杨景贤之说也值得怀疑。《西游记》杂剧可能是拼凑前人作品的产物,属于集体智慧,它的时代和作者问题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新审视。

《西游记》杂剧世情笔墨研究

《西游记》杂剧前承《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后启《西游记》小说,是西游故事发展演进的重要环节。虽是神魔题材,却不以刻画神魔为标的。相反,字里行间,行文细部,都洋溢着凡俗世情:塑造了一批世俗化的神魔;穿插诸多世间生活场景;世俗观念也暗含其间。世情笔墨的诸多点染,使《西游记》杂剧呈现出神魔其外、世情其内的效果。《西游记》杂剧的精彩,也恰在于它痛快、酣畅地演绎出市民性这一时代内核。

《西游记》杂剧中的女性群像与女性观念

与元明时期其他剧作相比,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因其神魔题材受到关注。在此基础上,作者在剧中塑造出了一批属性身份各异却都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其中所蕴含的女性观念既有时代特征又具超越性。以杂剧文本为观照对象,结合作者个人与元末明初时代背景,能够经由女性群像进一步探讨和评价杂剧《西游记》反映出的女性观念。在“凡人”与“神魔”之间,杨景贤热情地赞美了女性的才智,肯定她们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等行为,这种观念对其后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也有一定影响。

《西游记》杂剧文本演变考

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杨东来批评西游记》,是现存最早的《西游记》杂剧版本。以之为参照,对《西游记》杂剧文本演变进行考察可发现:《西游记》杂剧作者经历了由杨讷到吴昌龄又复归杨讷之演变,随之导致文献著录中与《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分野、混一、分野之现象;明清戏曲选本及曲谱选录时,因艺人和文人改编,文本面貌有所变化,主要以选出形式流传;同题材剧作移植《西游记》杂剧曲文时,文人审美情趣渗透其中,体现出鲜明的伦理色彩。

《西游记》杂剧的发现、整理及研究

《西游记》杂剧是元代篇幅最长的戏曲作品,它是1927年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的。它的发现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关于它的整理和研究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浅论《“西游记”》杂剧故事结构的创新

《西游记》杂剧被公认为是"西游"题材作品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在继承了诗话的基本框架之后,又大胆地进行改进与创新:在故事结构方面,确立了完整的故事结构,增强了故事整体的逻辑性,并开始关注到戏曲的舞台效果,奠定了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这些创新,使其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增加了其在"西游"题材故事中的影响力,并成就了它的重要作用。

多种文学形态下的唐僧性格演变分析

文章以唐僧的性格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小说以及《西游记》宝卷等文学形式中唐僧的性格特征及其演变。以坚守、落尘、成长三点为主线,分析与探究在不同时期与类型的文学作品中,唐僧性格的突出特征与转变方向,形成对唐僧人物的进一步认识。

铁扇公主形象考论

《西游记》中铁扇公主是一个集母性、女性、妖性为一体的人物形象,她是作者在结合明前的文化原型基础上经过宗教互文、神话互文、文本互文再加工创造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形象发展中,先后经历了鬼子母、欢喜母到铁扇公主的过程,故事情节经历了失子——寻子——子母团聚的过程。铁扇公主是印度血统中国化、中国形象本土化、本土人物神话化的成功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