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政治思想的逻辑——《规则·秩序·无知》读后

邓正来教授集八年哈耶克研究之大成而推出的一部力作《规则·秩序·无知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 ,于 2 0 0 4年 3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为了庆祝这部哈耶克研究扛鼎之作的出版 ,推动学术对话和批评的深入进行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于 3月 5日召开了学术书评会 ,吉林大学文科各院系近百师生出席书评会。书评会由张文显教授主持 ,特邀评论人刘少杰教授、张贤明教授、马春文副教授、黄文艺副教授从不同角度做了主题评论 ,特邀嘉宾邓正来教授对他们的评论做了回应性评论。经特邀评论人同意 ,本期刊载其中的三篇书评。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批判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起,并因其政治属性而受到诸多国家推崇。理论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存在效力的不确定性、适用范围的模糊性以及制度霸权的特征。实践中,“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双重的评判标准。南海仲裁裁决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替代国条款,这两个实例都揭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的制度霸权与压制异己属性。推崇规则之治实为意图不遵守国际法,削弱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权威。中国倡导“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国内法治建设过程中将国际法纳入考量,在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积极践行国际法之治。

重制游戏规则:青年自组织合作秩序的生成

自组织合作高度依赖既有的关系网络,已有研究将社会资本视为自组织合作秩序的关键,但对原子化个体合作秩序的生成过程解释不足。文章通过“重制规则”的反身性框架,剖析了一个青年自组织在游戏化实践中重塑规则的过程,探讨了行动者的反身意识和行动在合作秩序形成中的关键作用。首先,在初始规则认知中,行动者形成个性化理解,促使自组织形成均衡流动的合作秩序,将构建出组织关联的行动者转化为自组织成员,而难以负担角色压力的行动者则选择退出;其次,在规则更新过程中,行动者推动自组织形成具有聚合效力的合作秩序,使合作规则成熟化,从而产生内外聚合力。文章提供了理解自组织合作的反身性视角,并为促进陌生个体之间更平等、自主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实践策略参考。

印太视域下澳大利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外交政策探析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曾在澳大利亚的印太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首要追求。通过推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政策,澳大利亚意图达到三个外交目标:一是巩固“中等强国”的国际地位;二是争夺地区事务的领导权;三是维护关乎其经济利益的国际航道畅通。由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过分依赖美国,其缺陷也十分明显。首先,它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现实矛盾;其次,澳、美经济利益上存在很大分歧,最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法理上的正义性也饱受质疑。由于其固有的战略局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外交收益并不理想。近年来,澳大利亚被迫调整其外交政策,这为中澳关系回暖和我国周边外交环境改善提供了历史契机。

公民的规则意识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关于公民意识概念的描述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把公民的规则意识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公民规则意识是公民意识中最基本或核心的要素,是法治秩序建构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我国公民规则意识缺失的主要表现是缺乏诚信意识、正当程序意识、合法权利保护意识、积极守法精神和权利滥用。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重体现在:权利意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正当程序意识)、权利的节制意识(控制权利的"超前消费")、自觉守法意识、社会公德意识。

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东亚海洋秩序视域

随着美国对华全面竞争延伸到海洋规则和秩序层面,其渲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成为东亚海洋秩序场域突出的矛盾点。“基于规则的秩序”在现实的政策行为中表现为美国在东亚海洋秩序中的所谓规则化措施。美国海洋霸权的特性使其以全球规则体系为依托,这使得美国为护持霸权仍需依赖国际规则网络。在“印太战略”出笼后,“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工具效应增强,对东亚海洋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区域内外大国竞争、区域内国家外交选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应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明确“规则秩序”与国际法的本质区别,提升在规则制定中的软实力,对未来东亚海洋秩序予以方向性引导,与东亚其他国家一起为构建公正、合理的东亚海洋秩序贡献力量。

元宇宙的秩序和规则

元宇宙已经引爆为社会热点。人们对元宇宙的秩序是否应该受法的规范产生了好奇。任何宇宙都有规则。元宇宙也是宇宙。当前所说的元宇宙是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互联互通、自由平等、开源开放的现实与虚拟融合的世界。在元宇宙,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政府将不存在。但无论是在元宇宙的现实中,还是在元宇宙的虚拟中,活动主体都是人,人的行为都需要符合共识规则的要求。元宇宙中的任何活动主体,在人工智能、算法、数据、隐私、安全等方面的行为都必须遵守法的基本精神,并在法的精神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

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潜规则——可供阅读的另类秩序

制定法是一种规则 ,习惯法也是一种规则。在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 ,还存在着第三种规则 ,即本文所讨论的潜规则。潜规则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另类规则 ,因为它也代表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另类秩序。

论湘湖水利集团的秩序规则

湘湖灌溉体系的重要特点,是通过对灌溉水量精确至毫厘分秒、放水时间严格至某时某刻的规定,展现水利集团内部成员间紧密而微妙的依存关系。但这一体系所赖以维系的基础具有浓厚的理想化特点;同时,在具体的工程设计和功能目标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更严重的是,该体系没有为后人的改良和改善提供任何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湘湖的消亡,是外部客观环境与内部规则困境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英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选择:三角构建、规则追踪与秩序助推

欧洲正面临一场巨大变局。英国脱欧与欧盟内部政治右转等因素极有可能改变国际规则,并影响地区与国际层面的秩序建构。在英欧变局中,中国不应旁观或被动接受其影响,而是需要主动把握机会应对变局中的大国关系重构、制度规则变更与国际秩序塑造等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介入其中,以第三方相关利益者身份推动大国关系与规则秩序朝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立足于国际体系结构、欧洲地区秩序及中国自身情况等因素,文章分析了英欧变局背景下中国构建多元的大国三角关系、追踪英欧规则谈判进程与"助推"多层次秩序重构的必要性与相关因素,并讨论了中国的可能选项与介入思路。

转型社会的秩序变迁与制度变迁——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

社会秩序的变迁与制度结构的变迁紧密关联,制度结构的变迁括约了社会秩序变迁的过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是根本性的,但非正式规则同样参与了社会交易。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和变迁主要由传承、派生和重复博弈三种途径构成,但其局限在于自身的不自足性。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隐性调节力量,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正是非正式规则得以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其获得制度生命的根源所在。其中,价值系统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方向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使得社会秩序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内驱动力。社会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平衡,形成一种体制性的博弈均衡和相互调和。

内生规则、官方规则与社会秩序

近年来对法制本土资源、民间法的研究已呈红火之势,然而,对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仍然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如民间法的构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及民间法、国家法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本文拟从一个生活中的实例出发,力图对民间法研究中的这些基本论题,特别是后一问题作一些引玉之分析。

论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与完善市场规则体系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必须完善市场规则 ,健全市场规则体系。就宏观角度来说 ,建立有序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 ,需要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其中主要的是积极开展有利于健全市场规则体系的制度创新 ,制定适宜的经济政策 ,完善经济法规 ,变动经济参数 ,加强道德规范 ,特别是职业道德建设 ,健全市场监督机制 。

秩序、规则与预期

秩序是人的心智模式可以识别的、令人感到愉悦的规则状态,它具有成本的节约性、可控性和可预期性等特征。由于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市场经济秩序运行只能接近理想状态。在构建市场经济秩序时,不仅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建立,更要重视道德、风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型构。

论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关系

市场规则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前提条件 ,但市场规则不等于市场秩序 ,健全的市场规则能否转化为良好的市场秩序 ,关键取决于人们对市场规则的“遵从”程度。对市场规则的“遵从”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对市场规则的“认同”程度 ,另一方面取决于对违反市场规则的惩罚力度。

社会规则的秩序功能

规则调整人的行为活动——行为活动影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影响社会秩序,因而,规则广泛渗透于社会关系并且具有间接调整作用,这种间接调整作用的结果主要是秩序。社会规则具有维护秩序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整合、协调、控制和防护机制加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