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死》的潜文本:与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对读

《故事新编》的末篇《起死》,是鲁迅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其特殊性不容忽视。联系1930年代鲁迅的一系列编译、写作活动来看,可发现《起死》与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具有内在关联,隐含着鲁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与选择。本文试图重新进入《起死》,将之与《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对读,并结合两个文本诞生的语境,借由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探讨卢那察尔斯基如何影响了鲁迅的思考与《起死》的构思和创作。"时间"是两个文本共同采用的结构性策略,它将文本诞生背后的复杂背景悄然编织其中,而这种"错搭"的时间策略背后,是两位作家凝视历史与时代的深邃眼光。

鲁迅译卢那卡尔斯基作品札记——关于人道主义

1928年以后,即在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前期鲁迅的人道主义发生了何种变化?本论文旨在探求这一问题。鲁迅通过翻译卢那卡尔斯基的《TOLSTOI与MARX》(1928年,1929年译)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与人道主义相对立,而是对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另外,鲁迅还认为,人道主义的理想是将实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鲁迅通过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卢那卡尔斯基著)赞同卢那卡尔斯基的看法:在阶级斗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社会展望和一贯性的人道主义者一定会违背人道主义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应该采取无抵抗主义,必须与反革命者战斗。人道主义的理想一定要通过战斗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