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诗经》学名家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顾炎武〈诗经〉学研究》

卢玮玮博士所著《顾炎武〈诗经〉学研究》一书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该书以顾炎武治《诗》为研究对象,素材主要涉及顾氏《诗本音》《日知录》论《诗》内容、其他著作中引《诗》论《诗》条目等三部分,目的是全面呈现顾炎武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及对后世《诗》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书是目前学界首部对清初大家顾炎武《诗》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对当代《诗经》学研究薄弱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填补意义。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清代“经学诗学”研究的对象、热点与前景

“经学诗学”是诗学的一个分支门类,是一种与儒家经典、经典解释学及其理论相关的诗学。它同“经学的诗学”“经学家的诗学”“经学与诗学”等提法有相似之处,但实质并不相同。目前学界清代经学诗学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一个专题”,即清代经学与诗学的关系问题、清代经学中的诗学问题、清代一般诗学中带经学色彩的诗学问题与清代《诗经》学专题清代经学诗学研究前景广阔,可采用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模式。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论陆云四言诗对《诗经》的承继与创新

魏晋诗坛,陆云诗歌以四言诗取胜,其作品不仅受到《诗经》形式、题材与精神的影响,还受到汉魏《诗经》学的影响。引用《诗经》时或取诗序义,或取毛传义,或取郑笺义,甚至取魏晋诗经学家的注释之义。陆云四言诗对《诗经》的承继体现在:承继《诗经》的内容与形式;承继《诗经》的典故;承继原题,创作拟《诗经》诗。陆云的四言诗并非亦步亦趋模拟《诗经》,而是能汲取精华,自成一家,呈现出创新特色:融《古诗》《楚辞》之风入诗,以风入雅、以雅得风,语言清省、余味深长,从而成为西晋四言诗的典范之作。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李调元《童山诗音说》整理前言

音韵类《诗经》学文献是指专门研究《诗经》中文字音韵的《诗经》学文献。众所周知,《诗经》是讲究韵律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经》之语音亦发生了演变,用今音读古诗常有不能合韵协音者。于是,从音韵的角度研究《诗经》的著作便应运而生。《经典释文·序录》曾记载说:“为《诗》音者九人:郑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肃、江惇、干宝、李轨。”①见于其他史籍记载的隋唐以前从事《诗经》音创作的还有徐爰、刘芳、沈重等人。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牧角悦子《诗经》学研究述评

日本近代之前的《诗经》研究以考证学为主,近代之后以文学、文化人类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新科学研究为主。牧角悦子教授将日本《诗经》近代之前的经学研究与近代之后的新科学研究加以融合,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基础,又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是目前日本《诗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牧角的《诗经》研究,从否定经学、重视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再到重新认识到经学与文献学的重要性,力图在经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的平衡中综合研究《诗经》。牧角《诗经》学研究史所呈现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也与日本《诗经》学整体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本《诗经》研究的近况。

董逌《廣川詩故》引漢唐佚籍考論

北宋末期董逌的《廣川詩故》中大量援引三家《詩》、《孔子三朝記》、崔靈恩、孫毓舊注等古書古注,其中大部分材料後世亡佚,且所引的崔靈恩舊注與《毛詩正義》中的引文還有相異之處。經全面比勘引文,可判斷董氏所引《齊詩》、漢唐古注多非原本,而是出於轉引或後世編纂的别本。但不少内容於古有據,並非憑空杜撰。董氏所引《韓詩》《字書》等還關乎後世對各書亡佚時間的判斷,背後更涉及從寫本時代到刻本時代古書舊注與知識信息傳播、接受的問題。

颜师古《诗经》学探析——以《汉书注》为中心

颜师古《汉书注》中援引大量儒家经典,援引《诗经》尤为典型。颜师古注释引《诗》分为仅提《诗》名或《诗序》以及引《诗》篇和《诗》句两种方式。颜师古注释解《诗》表现出融今古文经于一体、注音与释义合一、引史证《诗》、简洁质朴的特点。此外,颜师古还在注释中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两大新《诗》学观——“采怨刺之诗说”和“新十五国风说”。这不仅显示了颜师古在《诗经》学上的深厚造诣,反映了颜师古对《诗经》的独到见解,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唐代《诗经》研究的成果。

论王逸《楚辞章句》的阐释思维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其开辟的《楚辞》阐释思维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楚辞》注释著作,对其进行研究是颇具学术价值的。王逸《楚辞章句》的阐释思维概括来讲是借用汉代人解释《诗经》的思维方式解释《楚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王逸确立了中国古代《楚辞》阐释的基本路径。这是将《楚辞》学纳入《诗经》学系统的重要一步,也是《楚辞》获得和《诗经》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重要一步。具体来讲,王逸阐释《楚辞》的思维方式可分为两类,即比兴说与本事说。

述论《关雎》诗解

“诗解”一词包含两层意蕴,一是对诗文本的疏解,二是对诗所负载的社会功用的判定。《关雎》原为先民歌谣,在儒学独尊的背景下被奉为圭臬,历代研究者对其不断注解疏正,诗解延传更迭,赋予《关雎》个人进德、主文谲谏、人伦教化等社会意义或功能。回顾千年的《关雎》诗解史,“诗学”和“经学”构成了两条基本的阐释路径。该文选取《关雎》诗解发展中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论及先秦、两汉、宋代、清代、近代的代表诗解,希冀以此把握《关雎》诗解的发展脉络。新时代再读《关雎》,其体现了完满的男女相合之义,当为礼制影响下的爱情诗之冠冕,是古典爱情诗歌范式。

“诗学”与“国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书名译法晚近十年出现争议。文章通过辨析认为,《诗学》的书名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

宋代疑古惑经思潮与《诗经》研究——兼论朱熹对《诗经》学的贡献

中国经学可分为三大学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这三大学派几经兴衰,各有特点,各有得失.汉唐以来,“汉学”渐渐失去活力.至宋初,佛、老思想显得空前活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乃至使石介惊呼道:“举中国而从佛、老.”以孙复、胡瑗、石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打着复古旗号,标榜王权,鼓吹道统,反对佛、道,复兴儒学;同时也从理论上批评了当时的浮靡文风,提出文章必须“述国家之安危”、“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这与唐以前依据古注治经的做法显然不同.他们的言行或呼吁,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沉闷空气,成为宋代新儒学和诗文革新的先驱者.

“文体”与“体格”——朱熹《诗经》文体论解读

朱熹把"文体"与传统的"音韵"、"训诂"注《诗》重点并置,充分体现了他自觉的文体意识。《诗集传》对《诗经》文势相贯特点的重视,是对毛诗《传》《笺》《正义》的继承;而对《诗经》辞气的整体把握、对"温柔敦厚"的伦理意识所形成的含蓄文体风格的提倡,则是重涵养功夫的理学视野为朱熹带来的对前人的突破。有关体裁分类的辨析,朱熹引当时诗学已普遍使用的"体格"观念入《诗经》学,认为大小《雅》是对固有音乐典范的再创作,并将风雅正变与文体风格的正变关联起来。朱熹有关《诗经》的文体批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

清代学者方玉润晚年写定的《诗经原始》一书,在《诗经》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顾颉刚古史辨派以来的《诗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方玉润着力于探讨诗三百的本意,被后人称为独立思考派。方玉润批评了《诗序》、朱熹的《诗集传》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确立了依照文本探索本意的解诗宗旨和方法,他对诗的评点往往细致入微,能挖掘出作品的种种妙处,富有启发意义。在追求诗人之意、把文本作为最高依据、重视诗的特有情性等方面,他实际上承继了以朱熹《诗经》学为代表的解诗传统。方玉润在解诗方法上表现得相当激进,而其思想观念则相当保守,故在解诗方法方面,《诗经原始》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它对诗歌内涵的把握,依然深受儒家政教伦理观念的拘囿,很多时候还不如《诗集传》。从本质上来说,它跟《诗序》依旧属于同一个儒教体系,甚至可以说跟《诗序》极为密切。

新发现的吴敬梓《诗说》刍议

朝廷功令使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互为表理桎梏人的思想。吴敬梓的《诗说》承顾炎武等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途径，转向以知性主体精神和具有实证特点的治学方法来治经，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诗说》中《女曰鸡鸣》、《简兮》等章则所表现的对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