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之“立”:《论衡》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核心价值

汉末以来,“疾虚妄”成为《论衡》“破坏性”的重要标识。重读《论衡》,可发现其“破坏性”仅为表象,“建设性”才是目的。《论衡》之“建设性”反映在臧否人物、评议公案、建构汉德等多个方面。“为汉平说”是《论衡》重要的价值理念,它反映出王充试图在经学话语之外建构新的话语体系,致力于建立汉家为主导的价值尺度,这是《论衡》有别于其他汉代典籍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核心价值所在。

隋唐四大类书辑录《论衡》研究

隋唐四大类书大量辑录《论衡》资料,该文通过对这些资料的逐条分析,一方面从编者的编撰心态和宗旨方面反映当时人们接受《论衡》的倾向和兴趣点,且从四大类书保存《论衡》的丰富资料中能够窥探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是学术研究者非常重视的资料;另一方面有助于《论衡》的校勘和辑佚。隋唐四大类书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在之后的流传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隋唐四大类书对于《论衡》的征引,才使得《论衡》的传播更为深远。

王充《论衡》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俄罗斯一直深受关注,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其学说和思想发展,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入苏联之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种“打破束缚,走向现实”的现实意义。虽然中苏关系在这七十年间不断地变化,但是基本没有影响到王充研究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影响。通过介绍王充思想与学说在俄罗斯的影响与传播,可以丰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的现实意义,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传统古典杰作的研究状况。

熊伯龙《无何集》对《论衡》的接受

《无何集》本名《论衡精选》,以《论衡》为宗,“抉《论衡》之精华”,所选内容以辟神怪祸福之说为主,倡导《论衡》“发明孔子之道”,是一部宣传无神论思想,破除迷信、批判神学的作品。关于《论衡》接受史研究的相关资料,历代多是零碎的,鲜有著作出现,熊伯龙作为清初政坛和思想界中的重要人物,其《无何集》作为一本专门的著作,是《论衡》接受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黄晖与胡适、刘文典交游新考——兼谈《论衡校释》的成书

桐城学人黄晖以一部《论衡校释》享誉学界。学生时代,黄晖曾在西北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北平大学学习,因为同乡的缘故,胡适、刘文典对其十分照顾,《论衡校释》的成书及传播与胡、刘二人密切相关。1950年,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同时向黄晖发出邀请,黄晖因“母校”缘故最终选择西大。当时有人怀疑《论衡校释》作者另有其人,黄晖终因流言被降为副教授。《论衡校释》是一部“会校”与“通释”相交融的作品,既是黄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论衡》同义复词考释

东汉王充的《论衡》,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汉语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所用同义复词颇多,现有的注本对此或略而不释,或注、译有误。作者对误解的部分同义复词作了考释。

《论衡》的海洋论议与王充的海洋情结

《论衡》作为汉代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名著,内容丰赡,视野宏阔,思辨精深,论说明朗。其中,涉及海洋的内容,以越人重视海洋开发的传统为基础,亦以战国秦汉时期海洋探索及早期海洋知识积累为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价值;涉及海洋气象知识、海洋水文知识、海洋生物知识的论说,亦开启了我们认识汉代海洋学的视窗。而作者王充因出生与长久居留地方的滨海环境生成的海洋情结以及体现出的开放、进取和重实学的海洋意识,也值得予以总结和说明。考察汉代的海洋文化,不能忽略《论衡》这部著作,也不能忽略王充这位思想家。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初学记》引《论衡》考略

《初学记》是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命徐坚、张说等人编撰的一部较为精审的类书,从《初学记》所引《论衡》篇目和文句入手,发现《初学记》中既有明言引自《论衡》,而不见于现存《论衡》者;也有抄录《论衡》段落或者文句而又有所省简者;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异文。通过对《初学记》所引《论衡》进行考略,既校勘考证了《论衡》,又从中搜集了《论衡》的佚文。

《论衡》词语札记

选取《论衡》中一些颇为费解和容易误解的词语进行考释。其中有些词语下但一般读者不甚了了,就是专家学者也时有曲解,因而错校误注的地方不少。究其原因,或是把一些特殊含义的词语误解成了常用意义的词语;或是把一些古代汉语的词义等同于现代汉语的词义。

《论衡》“征兆”类同义词研究

从词汇史角度研究同义词 ,应从专书同义词系统的研究做起 ,而且应逐一研究专书中的同义词组。本文以“系联法”为基础 ,兼用“参照法”,穷尽列举《论衡》中的“征兆”类同义词 ,分析其语义类别 ,揭示其特点 ,探求其系统庞杂、出现频繁的社会原因。

《论衡》之“反义对文”研究

"对文"在训诂、校勘等方面有重要作用,而历来学者对此有不同理解。本文在澄清"对文"和"反义对文"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论衡》中的用例,主要就其中的"反义对文"进行了探讨,内容涉及它的结构形式、特点、作用等几个方面,以期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对"对文"和"反义对文"的广泛深入研究。

《淮南子》和《论衡》的艺术学思想

《淮南子》以"礼乐未始有常"的概念表明了艺术的历史进化观;以"君形者"的概念说明艺术创作中神似的重要性;以"师旷之耳"的概念提出了对艺术知觉者的要求。《论衡》的艺术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疾虚妄"和"为世用"两个命题上,这两个命题同时表明了王充艺术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局限性。

《论衡》中联合式复合词的语义构词研究

以往对古汉语联合式复合词的分类,主要依附于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多根据组成成分的结构关系进行划分,这种情况对于构建汉语词汇学系统是不利的。现拟就《论衡》中的联合式复合词为例,从词汇学角度入手按照复合词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进行分类,希望能为以后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论衡》中同义词运用的特色

本文从同义词与反义词的融合使用，相关同义词的汇合辨析，同义词对用，单音复音同义词交替使用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论衡》一书中同义词运用的特色。

王充的《论衡》是一部自相矛盾的哲学文本吗?

要为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勾勒出一幅融贯的理论图景,并不容易。在此书的一些章节中,王充高举反叛大旗,贬斥儒家等传统哲学流派,并批判民间神话以及奠基于民间神话的社会建制;然而,在另一些章节中,王充又对那些有关民间宗教信仰的社会建制(特别是那些与丧葬和祭祀有关的社会实践模式)流露出明显同情。《论衡》的不融贯性引发了西方解读者的注意。如艾瑟·克莱因与科林·克莱因提出用"就事论事的非还原主义"来重构《论衡》的知识论立场。这种解读虽有可取之处,但此论将王充的哲学工作仅仅定位为"否决因子的寻觅活动",这严重低估了王充构建哲学体系的努力,特别是忽略了王充基于阴阳变化理论的宇宙论或形而上学立场对他的知识论立场的影响。要重新发掘《论衡》中的这一微言大义,我们就要勾勒出王充的宇宙论或形而上学立场影响其知识论立场的具体渠道,其中对类比推理的解读将扮演枢纽性角色,而不同类比推理所具有的不同强度,也将为消除《论衡》的不融贯性提供更深层次的解释资源。

《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才力"说,经《太平经》、曹丕、葛洪,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论衡》:一代鸿儒的自荐书

王充视著书为文之儒为儒生的最高层次 ,因而以《论衡》自荐。他欲标其“异”以示《论衡》之独特价值 ,又不得不趋于“同”以求统治者赏识。难以排解的愤懑使得他只能从命定论中寻求慰藉。王充这种复杂的心态导致了《论衡》的诸多矛盾之处。

《论衡》中的指示代词

本文以《论衡》中的指示代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发现：《论衡》中指示代词的语法功能与前期相比，基本没变；但有些个别词（如“或”）的语法功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有的（如“是”）指示功能渐趋衰亡而其他功能日益发达；有的（如“此”）作用进一步扩大，使用频率增高。不过，从整体上来看，这些新的语法现象都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

《论衡》虚词札记

本文讨论了《论衡》中的“忽”、“肯”、“独”、“犹”、“正”、“坐”、“劣”等七个词。补正了《汉语大词典》漏释、晚收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