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刘宝楠、刘恭冕《论语正义》校雠学论析

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皆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父子接续而成的巨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对汉代《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异文的考校颇具特色。刘氏的校勘以对校为基础,以理校为主要方法,能将其对小学的纯熟精妙地运用到校勘之中,从而判定异文差异的缘由。对于他书征引的文字,则能进行考证分析,推测异文来源。此外,篇章及作者问题的考证也是刘氏工作的重点。当然,刘氏的校勘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列异文而少识断以及考证不精等问题。

从《论语正义》看乾嘉学者对“实学”解经方法论的变新

《论语正义》是乾嘉时期新义理学大兴后的产物。它虽坚持清初学者诠释经典时切实考证等"实学"特质,但受时代思潮的浸染,在对"实学"方法的应用中,发生了某些变异。一方面,它不断强调传统礼治思想的发扬,高扬"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倡导性情的道德观等;另一方面,它又试图破除汉学壁垒,流露出许多"宋学"的痕迹。在"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思想的指引下,《论语正义》不断凸显由"求是"而"求道"的解经理路,虽受到后人质疑,但其在实质上确实变新了原有的"实学"解经方法论。通过《论语正义》,可以管窥出该时代学者渴望凭借"人文实证主义"的新方法,重构以"道论"为核心的本体论,以对抗宋明理学的经学理念,以及仅依靠纯粹技术性的客观考证无法高效揭示主观性义理的考据式实学义理学方法论自身的内在紧张。

刘宝楠《论语正义》征引《说文解字》略论

清代训诂学家非常重视《说文解字》 ,广泛运用它来注释和整理先秦文献。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竭毕生精力而成就的《论语正义》 ,引用《说文解字》多达千条。或追根溯源 ,不限形体 ;或旁稽博考 ,兼采备录 ;或多方参照 ,舍短从长 ;均能持论谨严 ,实事求是。对《说文》传本中某些异文、脱文以及其他存疑之处 ,《论语正义》也做了校订和说明。“欲治圣经 ,先通小学” ,这是包括《论语正义》作者在内的清代扬州学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经验。

台湾学者研究刘宝楠《论语正义》成果述评

近年来 ,我国台湾学者研究刘宝楠《论语正义》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 :其一 ,对刘宝楠的学术积累、著书成因、相约分疏各经人员、刘恭冕之续撰及《论语正义》的梓行年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二 ,归纳了刘宝楠《论语正义》的注疏体例 ,认为其注疏方法主要是广征博采 ,兼收并蓄 ;注重考据 ,辅以义理 ;尊重历史 。

中华书局版《论语正义》刊误三则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说文》段注解释"原壤夷俟"句马融注,中华书局标点本引文部分有错误,其中讹字二个,断句错误一处。

探析《论语正义》据《说文》考证本字

《论语正义》(以下简称《正义》)是《论语》旧注中的集大成之作,它发扬了乾嘉学风,注重文字训诂的特点。注释中多处借助《说文》对《论语》用字进行细致的考究。借助《说文》及古文字材料,对《正义》中指出的《论语》用字中的假借、混用现象进行举例阐释、详加说明,从而证明《正义》中大部分找到的本字的正确性,并对几处误释为文字混用的地方进行纠正。

《论语校释辨正》评介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汉至明清，专注《论语》的著述代不乏见，其声名彰显、影响深远者，就有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_爵《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近现代以来的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杨伯峻《论语译注》等，也学界公认的佳作。这些著作涉及了《论语》的文本校勘、名物研析、史实考证、文字训诂及译释等诸多方面，均属于《论语》基础性研究的范畴。

劉氏《論語正義》纂著史實考證——以新見劉寶楠父子書札爲討論中心

劉氏《論語正義》一書,爲清代《論語》學集大成之作,學者至今籀讀弗替。顧歷來於其書撰著之經緯,論者每多歧誤。本文利用劉寶楠、恭冕父子存世手札,排比年代,稽考史實,文中考證《正義》原稿成於劉寶楠之手者,僅《學而篇》一、二兩章。道光三十年,劉恭冕奉父命續撰,至光緒初元全書刻成,前後二十五年,始終其事,可謂善成先志,不墜世業矣。本文對劉寶楠、劉文淇等人相約治經之原委及《正義》刊刻年代,俱有新的論述,不同舊説。

《论语正义》中的“仁”

借助《论语正义》可以厘清"仁"字的诸多内涵:作为价值标准是"爱人"、"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价值目标是理想境界;作为目标的实现途径是克己复礼、刚毅质朴等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弘扬仁义,凝聚共识,守住我们自己的精神命脉,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论语正义》的“某与某同”

《论语正义》的“某与某同”是一种形、音、义综合的注释方式，它不仅在使用形式上有特点，而且涵盖了很多内容：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同源字等。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清代《论语正义》探究

《论语》作为儒家重要典籍,千百年来注释性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至清代则达到高峰,尤以扬州学派宝应刘氏最为广博。本文拟从著者生平、内容要旨、学术评价、版本情况四个方面《论语正义》作扼要介绍。

刘宝楠《论语正义》对刘台拱《论语骈枝》之继承

刘宝楠与刘台拱同为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宝应刘氏家族家学的杰出代表。作为清代“论语学”研究集大成之作的刘宝楠《论语正义》,直接受到了其族叔刘台拱《论语骈枝》的影响。其中全文引用之处有3条,因出于体例与论证需要而略作调整者有10条。通过细致对比两者的义理辨析与考证内容,可见刘宝楠将《论语骈枝》探求经典本义的解读进一步细致化具体化,系统概括出了《论语骈枝》引而未发的观点,并且发展和利用《论语骈枝》的阐释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材料支撑。

《论语正义》诠释特点新论

清代是《论语》诠释的高峰,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乃《论语》注疏史上集大成之作,其突出成就主要有三点:第一,在“例”“法”方面,参仿焦循《孟子正义》,主邢昺《论语义疏》的“疏体”规范,勇于打破“疏不破注”的传统,大胆构建新疏范式;第二,以最详实、精审的考据成果为《论语》注解作一总结,既兼收并蓄,会通汉宋,又精于审断,取舍得当;第三,自觉践行“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治经理念,探寻微言大义,重视形上建构。刘宝楠特殊的成长背景,孕育了他会通古今、不主一家的学术个性,形塑了《论语正义》超迈前贤的卓异成就和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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