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论僭政》中的古今之辨

施特劳斯的《论僭政》深入解读了色诺芬的短篇对话《希耶罗》。施特劳斯认为,《希耶罗》是古今政治科学之间"最紧密的连接点",对比《希耶罗》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可以察鉴古今政治科学细微而根本的差异。从这一视角出发,通过梳理《论僭政》中散见的对两个文本的对勘,可以深入探讨施特劳斯对古今政治科学差异的根本看法。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政治科学无视王与僭主的区别,源于其无视智慧的统治与法的统治的区别,现代僭政正是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的直接后果。

“民主政制”正当性前提的哲学思考

民主政制是一种具有多种终局可能和理论缺陷的政体。在政治实践上,它有蜕化为僭主专政和民粹主义的潜在基因,这在纳粹主义和雅各宾专政中得到鲜明的例示。从理论前提上看,美国式民主是一种强调形式正义的混合民主政体,但民主选举程序的合法并不意味结果的公正。合法(形式正义)与正义(实质正义)之间的巨大裂痕,为贤明君主制(仁慈僭政)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同时也让我们警惕民主政制潜含的政治风险。由是观之,民主宪政并非主流观念所宣扬的那么理想完美和理所应当。廓清民主宪政的实践变体和德性缺失,不仅有助于我们审慎理性地看待世纪之交的这场宪政之争,同时也对我们更好地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政治哲学的“古今”之辩——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三个理论歧见

《论僭政》是一部充满强烈现实关切又试图对古今僭政现象正本清源的思想力作。在这部著作中,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给予对方以最大限度的同情式理解,同时又毫不含糊地将各自立场推到极端,为读者呈现了判然有别的哲学观:在施特劳斯看来,哲人应躲进小楼,与大众政治保持克制的距离,这缘于"城—哲冲突"和公民责任的双重召唤;科耶夫则强调哲人的济世情怀,认为唯有走出自我沉思的迷狂封闭,介入到政治实践当中,才能校验哲学思考的真理性从而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最佳政体上,科耶夫主张历史发展的动力源自非理性的承认,一旦承认得到满足,普遍等质国家便会到来,历史由此终结;施特劳斯对此并不认同,认为普遍等质国家无异于尼采宣称的末人社会,在等级上远逊于理性统摄的王制政体。最后,科耶夫秉持黑格尔式信念,认为历史的进程早已展现了"城—哲和解"的可行性,施特劳斯则从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出发,笃信"城—哲"之间的根底冲突、水火难融。

“缺席”的公爵与共和国的“新君主”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切萨雷·博尔贾公爵不吝赞美之词,但在《李维史论》中则有意忽略了公爵。在1502年马基雅维利出使公爵期间,目睹并记录了雷米罗受戮的场景,并在十年后将这一事件写进《君主论》,但进行了细节的添置与改写。公爵放下的血淋淋的刀子和“斫为两段”的表述,是作者留下的隐微线索,在隐喻功能之外,将证据引向行非常之举、运用残酷但争取人民、服务于共和国公益的君主典范。《君主论》第18章“当代不便点名”的君主应为教皇利奥十世,而《李维史论》与色诺芬《论僭政》的关联,表明马基雅维利对新君主如何通过增进城邦公益而获得荣耀,给予了深刻教导。

哲学家与政治家的差异:施特劳斯与科耶夫争论再思考

施特劳斯的《论僭政》通过解读《希耶罗》,提出统治者关心获得臣民的爱,智慧者关心获得少数人的崇拜。科耶夫在其评论中指出,政治家与哲学家都追求普遍承认,都以普遍同质国家为目标,而普遍同质国家意味着政治和哲学的终结。施特劳斯回应了科耶夫的反驳,重申哲学家与统治者拥有不同的爱欲,哲学生活不同于并优于政治生活,普遍同质国家不可能实现,也不值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