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研究

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既是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也是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立足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实践,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向,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国家权力机构与各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结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关系格局的进程。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吸收了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优势,但摒弃了西方治理理论“去中心化”“去国家化”的理念,与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与分离存在根本不同。党的领导、政府的统筹和组织,在构建稳定有序和谐高效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中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现代化对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强调,为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中华文明根性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历史文化根基——基于“国家-民族”理论的理解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是党的治国方略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嵌入在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作为对中华文明文化特征和演进逻辑的精准表述,“中华文明根性”揭示出中华文明以“秩序”追求为核心的价值形态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以“统一”为取向的“一统”制度结构,这一特质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奠定了历史文化根基。在多民族国家建设方面,“中华文明根性”的规范作用体现为:本体论上“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价值论上多民族共生的中华文化,实践论上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治原则,目的论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发展导向。“中华文明根性”四重维度构成了“国家—民族”的纵向关系及其所指向的“一国多族”范式。“一国多族”体现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制度逻辑,决定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体现为旗帜鲜明的工作指导理念、切实可行的政治参与方式、真实有效的共同体建设成就,彰显出“中国的中国观”的现代文明价值。

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与地方回应——以黔东事变为中心

“黔东事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湘黔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整个大后方。国家行政力量早期的暴力进入以及苗疆、汉地客观存在的异质性使得这一地区在“国家化”进程中苗汉、官民冲突不断。国民政府以“国族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接续整合,超越了前清却无法超越时代,并在“抗战建国”目标下出现利益分化和冲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并不是总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的,甚至还会出现相互抵牾的状况,总结吸收国民政府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上的经验教训,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研究

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跨界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长久安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关系到“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进程中我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建构和中国—中亚跨域一体化合作的行稳致远。着眼于兹,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目标与框架,针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理性认识与科学处理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对此,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沿循“利用理论解构现实”到“建构理论指导现实”的逻辑路径,就“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进行探索,分析了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涵及其对“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多重影响;从主权维护、区域安全、民生发展等三个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语境下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旨趣;继而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稳定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体系完善、公共产品协同供给、多元机制复合运用等若干面向提出了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实践策略。

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考量、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和“四个坚定”重要论述,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主张。在这一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了以往多在民族工作场合谈到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课题。这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严峻复杂国际形势作出的战略判断和战略举措,针对岛内绿营政客不断“去中国化”、不断“解构”中华民族和建构所谓“台湾民族”所采取的战略措施,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四个共同”为起点,夯实两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以“三交”为理论框架,促进两岸心灵契合;以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做好中华文化的守护、传承和弘扬;坚持立体互嵌,引导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地区同胞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助于强化国家统一的合法性、推动两岸社会整合与和平发展,还能对抗外部干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创造条件。

心理学视野下的民族治理研究——评《认同视野中的民族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民族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抓不住人心,就搞不好民族团结、做不好民族工作。”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我们推进民族治理指明了方向。显然,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民族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离不开“人”这一核心要素。当前,社会治理也正经历着由“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化,强调精细化治理,主张以人为中心开展社会治理,这是因为无论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还是治理过程和治理内容,均涉及社会心理问题。

中国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中国边疆治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权都重视对边疆的治理,虽然边疆治理的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整合。从中国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商周时期“方”与“方”的治理、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夷狄”概念的形成、秦汉大一统时期实行的郡县制与编户齐民政策、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两宋和辽金元时期从“蕃汉分治”到行省制度的建立、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和“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及至近代边疆概念的产生,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身份认同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总体上看,基于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意蕴,中国大地上生存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治互信、经济相依、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民族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及其构建

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进程中,现实的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治理之间的互动十分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在应对国内突出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党和国家构建了一套针对性治理的体制机制。此类体制机制在发挥作用并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在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民族关系中出现的民族问题,便与此前的民族问题有了根本区别。于是,对长期实施的针对性治理的体制机制进行调整和转型的问题由此凸显。国家决策层更是对民族问题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因如此,以一种整体性治理的体制机制来取代传统的针对性治理就成为必然选择。如此一种民族问题治理的根本性调整,又提出了对相关理论论述进行调整的要求,从而将民族理论创新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

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国家在场”既是边疆治理的基础,也是维护、彰显边疆的国家属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的治理内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边疆治理的文化视角与“臣民-文化治理”下中华文化支撑着边疆的“国家在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以统一国民身份体系为国家治理依托的同时,辅之以边民的“民族”身份实施差别治理以加快边疆发展,边疆的国家在场以制度、族际、发展的方式予以体现。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理念和边疆社会的整体发展,进一步突出了以边民的国民身份为基础的区域治理,凸显了边疆治理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属性和整体国民内涵。面对“两个大变局”的当下,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取向、以铸牢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快发展保障边民的合法权益为基础,通过各族人民共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新时代边疆治理“国家在场”的新意蕴。

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时代内涵和施策内容。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一个平衡发展速度与质量的经济学命题和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的民族学命题,还是一个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政治学命题。从新中国的国家职能变迁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容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存在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内在逻辑和互动关系。为了进一步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与之匹配的基础性国家能力,从而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保障各民族成员高度认同国家中的重要功能。

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国家安全意涵及其重点推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内涵,提升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社会治理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定位,演变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活力激发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升为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而民族地区自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则凸显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为追求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回应社会发展内在张力构建新时代社会团结机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实现紧密契合、相互融通。国家安全视域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推进,要重视发扬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立体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与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民族问题治理的理论阐释

中国近代以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尤其是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就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逐渐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体制机制,从而打造了富有特色的民族问题治理体系。民族问题治理在国家治理的总体结构中循序而进,并在国家体制构建中形成了应对现实挑战取向的治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取向的治理。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民族问题治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需要,又形成塑造新型民族关系取向的治理,并通过对现行民族关系的调整,打造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适应的民族关系结构。

流动空间与国家认同: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时空政治

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和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与交通运输发展密切相关的流动空间促使时空格局持续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流动空间的生产与再造,少数民族地区高铁的发展既是“流动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流动”,兰新高铁、南广高铁等少数民族地区高铁列车的开行通过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重构建,不仅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等层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为各民族成员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视化框架,而且具有特别的符号象征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提升边疆社会治理效能,也为边疆民族地区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借鉴。

国家与民族——读《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什么说“中国统一多民族”的思想和国家构造形式是“自古以来”形成的?王柯先生所著的《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一书恰好在回答这一问题。作者探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继承演变,分析了历代王朝的民族关系以及各个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政策的性质和得失,并勾勒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本文将围绕王柯先生这本著作,略陈管见。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习近平:“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考验的是一个国家能够从容应对复杂局面、妥善处置风险危机的稳定状态与综合能力。缺少了这个重要根基与前提,我们前进的步伐就有可能放缓乃至停滞,我们奋斗的事业就有可能受挫乃至中断。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并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

从民族、国家结构类型看民族问题与民族治理的差异性

主权赋予了现代国家进行民族治理、处理民族问题的自主性,而各国具体的民族事象和民族结构关系又彼此不同。在将民族国家分类为准同质性民族国家、移民国家、传统帝国转型国家、部族或民族整合型国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通过归类对比分析,着力于揭示民族问题和民族治理的时空差异性。

“国家-要素-情境”框架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及其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因“边疆”“民族”“社会”三重因素叠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突出特征。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和未来方向。国家在场通过党的执政权威“在场”、政府治理行动“到场”和边疆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前提。要素互动通过主体互动表达、客体交互衍化和多要素互嵌,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过程机理。情境调适通过内外环境与地缘情境的统筹应对,多元力量与内生条件的整合,多重动态情境的生成利用以及固有静态情境的激活改造,生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优化策略。三者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从“自洽”生成走向“互洽”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民族问题与多民族国家治理研究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时代的中国民族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治理问题,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内外部环境的各种挑战,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治理战略。基于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协调发展的最新态势,结合国内外诸多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对当前世界民族问题与后发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现实困境作初步的探讨,尤其思考了我国转型时期边疆民族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期丰富我国边疆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民族社会治理战略。

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民族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兼评《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

解决民族问题,不仅是稳定国家秩序、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关键。如何化解民族问题,如何调适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李俊清教授所著的《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一书,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依据公共治理的原则,重点讨论了民族与国家、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等相关问题,并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重要的政策性建议。

国家制度边缘地带的社会控制——读罗刚的《云南边境民族地区非法移民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河口瑶族自治县为例》

在法社会学所研究的诸多社会问题中，社会控制问题始终占有重要且特殊的位置。尽管学者们对社会控制的理解不同，但是它始终与人、行为、社会制度与秩序等主题词密切联系，而对上述主题词相互关系及相关性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就构成了有关社会控制问题的不同理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