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君子儒”与“小人儒”涵义考辨

儒家经典《论语》言“儒”,仅见于“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章,这很不寻常。学界诠释大多直陈观点而少有理据。要明确“君子儒”“小人儒”词义内涵,考察时代背景尤为重要。分析孔子时代“儒”之卑下地位和柔懦性格,诉诸孔子个人身世抱负及对“新君子”理想人格的塑造,我们认为孔子时代之“儒”都是“小人儒”,即地位低下之儒,“女为君子儒”不过是孔子的期待与自励,希望儒者通过“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成为德位兼具、勇毅刚强的“君子儒”。经孔、孟、荀、董仲舒等历代儒者不断诠释,“君子儒”最终成为两千年来推进政治治理、推动文化发展的中坚。

《论语》英译中的翻译规范——以理雅各英译本为例

翻译规范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应用,对整个翻译过程都起到指导作用。从翻译规范的角度考察理雅各《论语》英译本,发现理雅各既遵循翻译规范,又违反翻译规范,其前提是翻译规范是否契合翻译目的,合则遵循,不合则违反。理雅各的翻译实践表明,当翻译规范能帮助译者达成翻译目的时,译者应当固守翻译规范;反之,译者应当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发挥译者主体性,译出原作的神韵,以达到传播源语文化的目的。翻译规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要译出传世之作,译者既需要遵循规范,又需要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的成书过程及其文体生成

人们主要从编纂者、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三个层面来分析《论语》的生成,这些内容虽然与《论语》的生成密切相关,但就《论语》的编撰而言,还应考察其文献渊源与文体生成。无论是文献层面还是文体层面,《论语》都经历一个编纂过程。先秦语类文献经历由“国语”到“家语”的演变,“家语”文献以个体为编纂单位。由于个体身份的差异,“家语”又分为大夫“家语”与诸子“家语”。《论语》被视为诸子“家语”,其根本原因在于孔门编纂《论语》是为了学派建设。《论语》的命名,不仅表明儒门继承了先秦简册载录的神圣传统,而且也使孔子言论在“书”的形态下成为经典。《论语》的文体包括专书与篇章两个方面,在专书语体方面,《论语》创制了“语录体”。“语录体”虽为《论语》所开创,但“语录体”所具备的“言行两录”特征其实渊源于“乞言”仪式。就《论语》篇章文体而论,其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显然是编纂者综合使用黏合、扩充、原文迻录及改造等多种方式的结果。至于“子曰”,它的出现是编纂者接受“王若曰”“君子曰”影响的结果。从文体角度来说,“子曰”又主要呈现为“格言”,而《论语》中的“格言”也受到“乞言”传统的影响。

芬格莱特对《论语》的礼学诠释与现代重构

芬格莱特从西方日常语言分析的哲学立场诠释研究《论语》,把“礼”看作人存在的本质,深刻阐释了“礼”的道德规范、社会实践、神圣意义。芬格莱特重视《论语》的原典分析,尽量避免引入诠释性文本,并试图纠正西方流行的“主观-心理”式解读方式,但由于矫枉过正反而陷入另一种偏见,因此并未寻得“礼”的最终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也使神圣礼仪成为“无源之水”。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最早法语全译本《论语导读》研究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是“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语译本,是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之作,与欧洲“中国热”及启蒙思想密切相关。该译本出版后,很快被转译为西方多国文字,其中最早出现的全译本是贝尼耶的法译本《论语导读》。由于所处背景不同,两部作品的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耶稣会士的拉丁语译本基于传教经历和需要,试图从哲学与宗教角度解读孔子思想,以在“礼仪之争”中为其采取的“适应政策”进行辩护。贝尼耶的法译本则援儒入政,意在从政治角度对孔子思想进行阐释,以培养欧洲君王的政治美德与智慧。

《论语》中伤痛观念的哲学阐明

《论语》中的“父母唯其疾之忧”表明,对于疾病的担忧在儒家文化中有着特殊性。一个人克服祸福的牵引与死亡的恐惧而保持内心的安宁,却不该对他人的生老病死保持淡然。从疾病之忧到亡故之痛,这种伤痛不容被克服,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意义。恻隐之痛乃仁之为体最显豁的开端,乃至于径直地就是仁了。伤痛观念由此获得更为鲜明的哲学品格,其与仁的本体地位息息相关。既要肯定对他人生老病死怀抱的伤痛,同时也要着力加以节制,不能任由其陷溺。

目的论视域下辜鸿铭、苏慧廉的《论语》英译策略

文章从目的论视角出发,对辜鸿铭及同时期汉学家苏慧廉所译的《论语》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分析二人不同的翻译策略,探讨促进典籍域外传播与接受的路径,为推动优秀中国文化走出去,用翻译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一些启示。

儒家智慧的法兰西解读:《论语》在法国的译介、接受与影响的纵观

《论语》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经典巨著,体现了孔子广博的智慧和深邃的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一颗璀璨明珠,《论语》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明史,而且在世界上也广为流传,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瑰宝。孔子的思想如何被译介与领悟,以及其后如何影响了法兰西的思想浪潮,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将纵览《论语》在法国的历史接受过程,追溯其译介路径,探讨启蒙思想家如何将之融入欧洲知识体系,并分析这一东亚经典在异域土壤上所开花结果的多维影响。

试析《论语》对于写作主体修养的启示

写作行为与写作主体的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论语》中许多关于道德意志、深远意识、社会情怀、人格操守等修身养性的论述,对于写作主体具备远大的志向、崇高的道德修养、深远的生命情怀、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心和使命感等,提高自身修养,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

涩泽荣一与《论语》——探寻《论语》中的商业合理性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进程,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各地对ESG投资和社会责任(CSR)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商业道德”及“日式经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的商业道德思想。涩泽荣一(1840—1931年)出生于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从小便接受系统的教育,学习汉文,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书籍,并在其父的指引下学习经商。有人说,他成长的经历注定了他的人生选择;也有人说,是他善于利用儒家学说,是儒学成就了他,儒学奠定了他思想的基础。该文从涩泽荣一的角度出发,探究《论语》给予涩泽荣一的商业道德启示,以及他是如何对《论语》进行改造利用。

注释类典籍三重语义层级与文本异文——以《论语》经注疏为中心

注释类典籍包含词义、文义、训释三级语义层,每一层级的语义都可以影响文本用字导致异文。以《论语》经注疏为讨论中心,可发现三级语义系统和异文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首先,汉语字词关系的对应具有历时性,后世以分化字、通用字、本字改早期文本的母字、异体字、通假字,会导致后时文本呈现异文。其次,文本的文义具有兼容性,后世使用“对文则异,散文则通”的近义词替换,或“据经造字”表达文义,也会导致后时文本呈现异文。再次,经注本的训释参与构建文本意义系统,后世选择与训释更切合的文字形体,以至出现“据注改经”,亦会导致后时文本呈现异文。总体来看,后出异文多致力于加强文字和文本意义层级的联系。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论语》中的成语英译——以辜鸿铭和理雅各译本为例

本文以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运用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对译本中不同类型的成语英译进行分析,比较不同翻译方法所达到成语英译效果,以期能对后续翻译实践提供启发。

《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思辨性阅读能力进阶培育的前提与路径--《论语》导读视角下的探索

进阶培育思辨性阅读能力的前提是培育以理性、开放性为核心的批判性思维品质,而后遵循反思质疑、探究求真、评估省察路径,这是培育思辨性阅读能力、掌握相对稳定的思维方法与策略的有效途径。同时,这种聚焦主题、由浅入深、由内而外又有内在关联的序列化、结构化进阶教学模式,可突破传统扁平化、圆圈式层累的教学结构,是对浅表化、单极化、碎片化教学方式的矫正。要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的课程资源,引导学生进行思辨性阅读,培育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与理性精神,最终实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教育目标。

《论语·八佾》孔子不欲观禘说之礼制内涵诠释

《论语》礼制的诠解为古代经师看重,近代论语注本却往往忽略。《论语·八佾》载孔子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句的诠释很能体现礼制在经典解释中的重要性,历代诠解主要有三种:孔安国、邢昺等认为鲁国吉禘举行时间违反礼制;清人认为孔子讥讽当时宗室僭越大禘之礼;郑玄、马融从禘礼内部进行解释。分析三种诠解的方式,结合禘礼的内在仪式与外在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孔子不欲观禘是其对传承周礼、谨遵礼制的坚守,也是对鲁国现实政治的忧虑关切。重视《论语》礼制诠解是解读经典文本、理解孔子圣人之意的关键方法。

日韩出土《论语》木简研读札记

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出土木简至夥,且均有《论语》写本材料。《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文献,但相关研究一直未被学界重视。本文尝试对日、韩出土的《论语》简进行疏解释考,并对其书法风格和习书现象分作札记。日、韩《论语》木简中的相关问题,对探究汉字文化圈国家汉字书写与文化传播具有十分积极意义。

典籍英译中的读者意识研究——以不同受众的《论语》译本为例

典籍英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论语》译本在译界、学术界、跨文化交际界以及世界人文生活中已成为中华文化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标志性典籍。本文基于读者意识视角,分析以西方专业读者、大众读者及启蒙读者为不同受众的《论语》英译本的特色及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论语》中的生态隐喻研究

文章从融合生态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聚焦《论语》中的生态隐喻,对其中的动物隐喻、植物隐喻和非生命体隐喻进行解读,分析这些生态隐喻的源域、目标域和映射特点,挖掘其中蕴含的儒家自然观和生态观及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阐释其背后的原因,提出生态行为建议,帮助现代人充分认识自然,传播和弘扬中国生态哲学思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古代汉语与现代日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对比--以《论语》及其现代日语译本为例

聚焦于中国古典名著《论语》及其现代日语译本,从第一人称代词之省略、第一人称代词之翻译、第一人称代词之“礼”等方面探讨了古代汉语与现代日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论语》的原文和现代日语译文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数量相差不大,这与古代汉语和现代日语的表达中都有大量的第一人称代词省略的现象有关;在第一人称代词翻译的过程中,对某个古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现代日语译词的选择并不固定,且存在诸多增译和减译的情况;古代汉语和现代日语的表达都十分重视“礼”,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不同种类的第一人称代词应运而生。

阐释学视域下《论语·学而篇》中“学”的翻译--以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为例

该文以阐释学为理论基础,解析辜鸿铭《论语·学而篇》中“学”的英文翻译,在广义“学”的基础之上,运用阐释学原理,分析该篇章中有关“学”的翻译方法,诠释内里所蕴含的“君子之学”。《论语·学而篇》是《论语》的首篇,内容涉猎诸多,多以语录体的形式呈现儒家思想,其中蕴含的哲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璀璨的瑰宝,经久不衰。该文在对辜鸿铭所译《论语·学而篇》中“学”的英文翻译进行阐释学原理分析后,发现在辜鸿铭的英译中不同情景的“学”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对其内涵运用阐释学进行分析后,发现辜鸿铭在翻译时较为注重精神内涵的传达,并以此向英文读者诠释《论语》中立德修身、内圣外王及“君子之学”的传统儒家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