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君子儒”与“小人儒”涵义考辨

儒家经典《论语》言“儒”,仅见于“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章,这很不寻常。学界诠释大多直陈观点而少有理据。要明确“君子儒”“小人儒”词义内涵,考察时代背景尤为重要。分析孔子时代“儒”之卑下地位和柔懦性格,诉诸孔子个人身世抱负及对“新君子”理想人格的塑造,我们认为孔子时代之“儒”都是“小人儒”,即地位低下之儒,“女为君子儒”不过是孔子的期待与自励,希望儒者通过“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成为德位兼具、勇毅刚强的“君子儒”。经孔、孟、荀、董仲舒等历代儒者不断诠释,“君子儒”最终成为两千年来推进政治治理、推动文化发展的中坚。

芬格莱特对《论语》的礼学诠释与现代重构

芬格莱特从西方日常语言分析的哲学立场诠释研究《论语》,把“礼”看作人存在的本质,深刻阐释了“礼”的道德规范、社会实践、神圣意义。芬格莱特重视《论语》的原典分析,尽量避免引入诠释性文本,并试图纠正西方流行的“主观-心理”式解读方式,但由于矫枉过正反而陷入另一种偏见,因此并未寻得“礼”的最终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也使神圣礼仪成为“无源之水”。

儒家智慧的法兰西解读:《论语》在法国的译介、接受与影响的纵观

《论语》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经典巨著,体现了孔子广博的智慧和深邃的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一颗璀璨明珠,《论语》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明史,而且在世界上也广为流传,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瑰宝。孔子的思想如何被译介与领悟,以及其后如何影响了法兰西的思想浪潮,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将纵览《论语》在法国的历史接受过程,追溯其译介路径,探讨启蒙思想家如何将之融入欧洲知识体系,并分析这一东亚经典在异域土壤上所开花结果的多维影响。

注释类典籍三重语义层级与文本异文——以《论语》经注疏为中心

注释类典籍包含词义、文义、训释三级语义层,每一层级的语义都可以影响文本用字导致异文。以《论语》经注疏为讨论中心,可发现三级语义系统和异文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首先,汉语字词关系的对应具有历时性,后世以分化字、通用字、本字改早期文本的母字、异体字、通假字,会导致后时文本呈现异文。其次,文本的文义具有兼容性,后世使用“对文则异,散文则通”的近义词替换,或“据经造字”表达文义,也会导致后时文本呈现异文。再次,经注本的训释参与构建文本意义系统,后世选择与训释更切合的文字形体,以至出现“据注改经”,亦会导致后时文本呈现异文。总体来看,后出异文多致力于加强文字和文本意义层级的联系。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论语》中的成语英译——以辜鸿铭和理雅各译本为例

本文以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运用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对译本中不同类型的成语英译进行分析,比较不同翻译方法所达到成语英译效果,以期能对后续翻译实践提供启发。

思辨性阅读能力进阶培育的前提与路径--《论语》导读视角下的探索

进阶培育思辨性阅读能力的前提是培育以理性、开放性为核心的批判性思维品质,而后遵循反思质疑、探究求真、评估省察路径,这是培育思辨性阅读能力、掌握相对稳定的思维方法与策略的有效途径。同时,这种聚焦主题、由浅入深、由内而外又有内在关联的序列化、结构化进阶教学模式,可突破传统扁平化、圆圈式层累的教学结构,是对浅表化、单极化、碎片化教学方式的矫正。要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中的课程资源,引导学生进行思辨性阅读,培育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与理性精神,最终实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教育目标。

《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古代汉语与现代日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对比--以《论语》及其现代日语译本为例

聚焦于中国古典名著《论语》及其现代日语译本,从第一人称代词之省略、第一人称代词之翻译、第一人称代词之“礼”等方面探讨了古代汉语与现代日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论语》的原文和现代日语译文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数量相差不大,这与古代汉语和现代日语的表达中都有大量的第一人称代词省略的现象有关;在第一人称代词翻译的过程中,对某个古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现代日语译词的选择并不固定,且存在诸多增译和减译的情况;古代汉语和现代日语的表达都十分重视“礼”,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不同种类的第一人称代词应运而生。

典籍英译中的读者意识研究——以不同受众的《论语》译本为例

典籍英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论语》译本在译界、学术界、跨文化交际界以及世界人文生活中已成为中华文化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标志性典籍。本文基于读者意识视角,分析以西方专业读者、大众读者及启蒙读者为不同受众的《论语》英译本的特色及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论语》中的生态隐喻研究

文章从融合生态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聚焦《论语》中的生态隐喻,对其中的动物隐喻、植物隐喻和非生命体隐喻进行解读,分析这些生态隐喻的源域、目标域和映射特点,挖掘其中蕴含的儒家自然观和生态观及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阐释其背后的原因,提出生态行为建议,帮助现代人充分认识自然,传播和弘扬中国生态哲学思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阐释学视域下《论语·学而篇》中“学”的翻译--以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为例

该文以阐释学为理论基础,解析辜鸿铭《论语·学而篇》中“学”的英文翻译,在广义“学”的基础之上,运用阐释学原理,分析该篇章中有关“学”的翻译方法,诠释内里所蕴含的“君子之学”。《论语·学而篇》是《论语》的首篇,内容涉猎诸多,多以语录体的形式呈现儒家思想,其中蕴含的哲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璀璨的瑰宝,经久不衰。该文在对辜鸿铭所译《论语·学而篇》中“学”的英文翻译进行阐释学原理分析后,发现在辜鸿铭的英译中不同情景的“学”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对其内涵运用阐释学进行分析后,发现辜鸿铭在翻译时较为注重精神内涵的传达,并以此向英文读者诠释《论语》中立德修身、内圣外王及“君子之学”的传统儒家哲学观。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译者风格研究——以理雅各、华兹生英译本为例

基于语料库技术,该研究自行构建一个小型语料库,并利用Antconc4.2.0检索软件对《论语》两个英译本(理雅各和华兹生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该研究专注于词汇和篇章两个层面,旨在探讨翻译目的、译者身份、显化策略以及语言差异对译者风格的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两译本的译者风格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在共性方面,两个译本都注重强化译文的衔接性,强调添加连词、人称代词主语等方式。在特性方面,华兹生作为学者型汉学家,词汇丰富度更高,主要采用异化策略来翻译文化负载词,且显化策略在连词使用上更为突出;相对而言,理雅各身份为传教士型汉学家,他的基督教倾向在译文中更为显著,语篇也更为简洁且流畅。

《论语》修身思想对当代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启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更需要提升共产党员党性修养。要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论语》修身思想是一个系统而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存在内在契合性。分析《论语》修身的基础、核心、现实目标、必要条件,对提升当代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具有重要的启示。

跨文化传播视域中的《论语》文化教学研究——关于教学主体与教学客体的问题及建议

文章回应“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传承”“孔子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题呼声,顺应“双创”的时代趋势,以国际中文教育的《论语》文化教学为研究对象,以自有调查、已有成果的调研为信息来源,以跨文化传播为考察视域,以推进《论语》文化教学的理论研究、指导《论语》文化教学的实践活动为研究目的,对《论语》文化教学中教学主体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文化自觉、身份认同及教学客体的文化误解、刻板印象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树立“和而不同”文化观,促进文化教学的不同学科视域融合,构成文化理解导向的教学模式,构建教学主体的文化主体性等相关建议。

射雌矢亡,终以誉命——《论语》“色斯举矣”章再诠

《论语·乡党》“色斯举矣”一章迄无定解,自汉代以来,学者对其解释层出不穷又莫衷一是。欲求正解,或可先从“色斯举矣”一句主语入手,以“时”“共”和“嗅”字为讨论核心,结合故事背景、人物性格、雉鸟习性等方面求其文意。此章实言孔子途中绝粮,欲捕食雌雉,而子路射雉未中的故事。主旨为宣扬孔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实现“仁”与“礼”的和谐统一,从而塑造出一个以自身生命去践履学问的孔子形象。

《论语》学史的一则公案——“吾其为东周乎”新释

孔子所言“吾其为东周乎”竟为何意,这是《论语》学史上聚讼不已的一则公案。以“东周”为焦点,《论语》学史上形成了“兴周道于东方”说、“黜周王鲁”说、“东都·王朝”说和“成周”说四种观点。综合时代语境、思想观念和历史地理等因素,唯“成周”说最符合孔子思想本义。孔子以“王子朝之乱”时周敬王前往“成周”(东周)为借喻,表达了自己坚持恢复周代礼乐制度的政治态度。明析《论语·阳货》“吾其为东周乎”之本义,不仅有助于对相关经史问题的理解,窥探孔子“从周”政治思想的实践逻辑,亦可为以史证经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论之案例。

《论语》诠释的“本事”路径探析——以日藏孤本《三经见圣编》为中心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孤本《三经见圣编》,是明末清初谭贞默耗三十余年心血所作,该书在解经路径上独树一帜,即通过考据经文“本事”,探求《论语》真义。考察该书对《论语》季康子诸章的解说可知,谭氏以“本事”解经的主要内涵是通过考证人物事迹和性格、时代背景和史事以及人物关系,对经文的主旨、要义进行建构;基本方法则是文献互证,既以其它文献与《论语》互证,也以《论语》前后章节互证,从而形成一个个“意义群”,在意义群的语境下对经文旨意进行阐释。“本事”诠释路径使《论语》的意义更加丰满,对一些章节的解释突破传统见解,提供全新的视角,也更有助于加深对孔子思想和生命的理解。

先秦儒家时间观论析——基于《论语》文本的考察

《论语》时代自然时间观已经成熟,《论语》时间本质上是社会时间,主要分现实时间与历史时间两类,极少直接称说未来时间。现实时间多为社会人生时间,较多集中在人文教育领域;历史时间则表现为王年、人物时间。《论语》中时间长度价值受到重视,重在解决时间长度与价值的矛盾问题,“孝悌忠义”是人伦方案,也是社会方案,“温故知新”具有方法论意义。《论语》时间观是儒家社会时间观,在理性特色、精神特色、整体特色与易简特色方面表现出鲜明特征,它们互相促进与制约,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时间观运行机制。这种长效全面机制带有鲜明的传统特色与优势特征,与其他诸子时间观形成区别。探究儒家时间观及其对民族思维、民俗性格的影响,是深入认识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国内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辜鸿铭以国学大师闻名于世,与其译者的身份相比,国外更惊叹于他的文化成就,而很少关注其翻译成果,因而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主要见于国内译学界。国内研究分单译本研究、多译本对比研究和系统化研究三种情况,围绕辜鸿铭的翻译策略、翻译立场、文化身份与译者主体性展开,主要包括文化负载词研究、译法研究、译者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和翻译不足研究等方面。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本土译论的缺席、传播力度的薄弱、研究模式的固化、研究内容的重复等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聚焦本土译论的应用、研究特色的挖掘、翻译思想的总结、国外传播的开拓。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的拓展有助于深化典籍英译研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日韩出土《论语》木简研读札记

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出土木简至夥,且均有《论语》写本材料。《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文献,但相关研究一直未被学界重视。本文尝试对日、韩出土的《论语》简进行疏解释考,并对其书法风格和习书现象分作札记。日、韩《论语》木简中的相关问题,对探究汉字文化圈国家汉字书写与文化传播具有十分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