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中第一人称称谓的语用考察

《论语》、《孟子》中的第一人称称谓包括人称代词和名词性称谓两大部分。两书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基本一致,即多数用于上对下,这表明当时人们已不大接受对一般人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自称的做法。《孟子》中的名词性称谓形式比《论语》更为丰富,有些词语在《论语》中还是一般词语,到《孟子》中则发展为谦称,这说明,从《论语》时代到《孟子》时代,称谓词语随着称谓礼仪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发展。

从《论语》和《孝经》看孔子“孝”思想的可能意蕴

从中国“孝”文化传统的主流来看,父权主义的主体原则、强势原则、血缘亲情的核心性原则、道德行动选择原则化的解释路向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解释学的视野看,“孝”还可以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其伦理内容要靠其他道德范畴来补充说明;“孝”范畴主要功能在于构建社会纵向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意义内涵,孔子对“孝”的行动指令的说明是服务于这一意义内涵的。

《论语》和《孟子》排比问的语用比较

排比问是问句的排比,《论语》和《孟子》中的排比问颇具语用价值。《论语》和《孟子》中的排比问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孟子》排比问表示疑问的话语标记比《论语》的要繁丰一些,《孟子》排比问的语用价值主要诉诸"辩"体现出来,而《论语》排比问的语用价值则主要通过"辨"实现。

先秦儒家的“君臣之分”探赜——以《论语》、《孟子》、《荀子》为依据

君臣之分乃是探讨君臣之义的前导,亦是研究儒家政治秩序观念的基础性问题。孔孟的"君臣之分"是社会的一种现实秩序,乃人群中自然呈现出的状态,或言"原初状态",而混乱和伦常崩坏是由于人们打乱了这种社会合力形成的君臣之分,争夺君主的权力,故孔孟都倾向于君臣分际中维持平衡。而荀子认为社会初始状态是相互争斗,因明王出区分出了高低贵贱,人们这才能和谐相处,无形中赋予了王权以第一位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因而在纠正"君不君、臣不臣"中,三者亦呈现不同倾向。此外,虽于政治观持论有异,三者却均不以德性价值来要求社会秩序,而是倡导在自我德性淬炼中,与他人合作改善世间秩序。

论“士”在春秋战国的演变及其文学史地位——以《诗经·国风》《论语》《孟子》为研究蓝本

对《诗经》《论语》《孟子》三部先秦儒家经典的考察,"士"应该是西周之后的产物,孔孟之后,逐渐形成士阶层的群体品格的建树,从而使"士"概念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奠定了后来士大夫群体觉醒的崇高品格,并成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雏形。"士"不仅仅是中国教育史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文学史的创始者。

从《论语》、《孟子》饮食规范说到中华饮食文化

《论语》、《孟子》讲到饮食状况和规范 ,以之为资料 ,讨论古人饮食生活 ,从而考察中华饮食文化 ,涉及到下列六个问题 :一食品与食物的不充足 ;二食法与规范 ;三家庭饮食与家内人际关系 ;四饮食、礼制与人际关系 ;五为政核心事务———重农耕与民食足 ;六古代饮食与中华饮食文化。古人食品虽多 ,但食物不充足 ,所以行旅要自带粮食 ,才会制定出“通行饮食”治罪条例 ;古人饮食讲求“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 ,注重饮食卫生 ;家庭饮食规范 ,遵循孝道原则 ,先尽老人 ;社会上饮食活动中贯彻礼制原则 ,尊卑有序 ,敬重长者 ,克己待人 ,体现等级制度和宗法精神 ;为保障民食的生产 ,政府重农耕和不违农时 ;讲述古代饮食 ,是研讨中华饮食文化的源头 ,从而了解中华饮食文化特点 ,即精妙的烹饪技术与美食的讲求 ,注重饮食礼仪 。

白居易《论语》《孟子》思想论析

白居易"世敦儒业"的家庭环境,科举考试中的"连登三第",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与积极参与,都使《论语》《孟子》对白居易儒家思想人格的确立和生存哲学的建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真正构成了白居易生命的底色和根本。

《论语》《孟子》时间副词比较研究

在汉语中,副词的使用情况复杂,使用频率很高。而在副词中,与动作行为有关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副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频率上,都占不小的比重。为更好了解先秦时间副词面貌,文章选取先秦时期有代表性的两部文献《论语》和《孟子》,对其时间副词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和分析。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语》《孟子》第一第二人称称谓系统的异同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论语》和《孟子》中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进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二者的异同。指出从《论语》到《孟子》,名词性称谓的意义和用法都有所发展,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认为《孟子》时代的称谓礼仪已经发展得比《论语》时代更为严格,更多限制。

从《论语》《孟子》看先秦孝文化

"孝"的构形寓含着敬老的文化理念,语义经历了从对虚无祖先神灵的敬畏到善事父母。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应该"孝",孟子回答了"如何孝"。先秦时期孝从无功利到有功利,内容越来越具体可操作,孝成为各种德行的基础。

尊孔而抑孟——杨文会居士的《论语发隐》与《孟子发隐》

晚清杨文会居士著有《论语发隐》与《孟子发隐》二书,使儒家经典中深隐之义在佛理的映照下得以充分开显和发露。从《论语发隐》来看,杨文会对于孔子,服膺其究竟,感佩其慈悲,赞叹其契机,称扬其善巧,作为佛教的一名大居士,他对孔子的这种尊崇可以说是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所无法比拟的。与《论语发隐》对孔子极度推崇不同,《孟子发隐》对孟子则颇多贬抑之处。杨文会不满于孟子处,在其以赤子之心言性,以仁义与利为对立,错会古人意旨,有失慈悲等。杨文会尊孔而抑孟的原因,是由孔子与孟子的思想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决定的,也是出于反击理学家辟佛的需要,同时也使他可以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基督教进行一定程度的批驳。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论语》《孟子》中第二人称称谓的语用考察

《论语》和《孟子》中的第二人称代词都只用于上级称下级或长辈称晚辈,但《孟子》中又进一步下降为"贱称"。两书的第二人称名词性称谓存在较大差异,有些词语如"夫子"还完成了由第三人称向第二人称的转化。

《阿含》与《论语》《孟子》的文体共性研究

佛教经典《阿含》与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分别为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元典,其形成过程类似。从叙述模式、说理方式、语言风格来看,二者的文体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研究其相似性,可为进一步解读与理解不同文化经典提供文体层面的参考。

《论语》和《孟子》的货币思想

《论语》基本的货币观点是重义礼而轻货利;尚节俭而耻奢侈;讲实惠而避空浮。《孟子》根据世界事物各不相同的特点,从价格切入,创造性地提出了"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观点,强调世界万事万物具有绝对的不整齐性,因而表现在商品价格──货币价值上也就具有绝对的差异性,委婉地批评了《论语》在货币分配上的绝对平"均"论,坚决否定了农家学派许行等在货币交换中的万物价格平等论。该书从"物之不齐"的价格理论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分工论并描绘了"制民以恒产"的理想"耕织图",强调货币流通在各个领域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孟子》何以入“经”

《孟子》是“十三经”的最后一“经”。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共有七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孟子》有十一篇。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十一篇即七篇加上《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这四篇“外书”。

《论语》与《孟子》在当代日本的译介——兼及经典外译的一点建议

《论语》与《孟子》等国学经典的译介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这些国学经典在日本的译介状态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引入历史视角的同时,侧重于对这些国学经典的当代日本译介状态尤其是优秀译本进行考察,并指出无论基于文化传播的规律或是历史的事实,经典译介主体的最佳选择应是具有多变文化体验和修养的日本汉学家。

《孝经》与《论语》孝道思想比较研究

采取比较的方法,对《孝经》和《论语》孝道思想的异同及孝道思想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两种孝道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差别。相通之处表现为:二者都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都认为父母在世时,子女要赡养、敬爱、事之以礼;父母去世后,子女要安葬、祭祀,慎终追远;都将"事亲"与"事君"联系起来。两者的不同之处,则表现为《孝经》对《论语》孝道思想的扩大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