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从文化诘难到制度反思——清代《论语》诠释发展进程论

清代《论语》诠释在经学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嬗变与文化推演的互动建构中,跌宕起伏、气象纷呈。清初之《论语》诠释在诘难宋学空疏、批判王学狂禅、申讨佛老杂糅三个层面展开。至晚清,则转型为变法改制的呼唤、腐朽制度的抨击、西方制度的移植三个方面。清中期之《论语》诠释看似与前后疏离,实有内在关联。其在初期文化反思的浪潮中"节节复古",促成了考据学的繁盛,又为后期的制度反思提供了学理依据。清代《论语》诠释的断续裂变过程,充分说明学术发展既有自身的独特规律,又与社会发展、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其对当下文化发展及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从注释性经学到观念性哲学——20世纪《论语》诠释特点及其走向

20世纪《论语》诠释成果分为新、古两种诠释体例,一种是以经解经式的"古"式《论语》诠释;一种是学科分治式的新式《论语》诠释。新式《论语》诠释按照文、史、哲三个学科划分出文学式的《论语》诠释、史学式的《论语》诠释、观念性的《论语》诠释三种不同风格。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以经解经的古代治经方式被现代学人归入历史中。与之相对应,新式《论语》诠释模式已经成型。《论语》诠释在学科分治中,形成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学者各自独立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而拒斥其他学科的趋势。所以,现代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恢复经学传统诠释《论语》,而是将文学层面、史学层面、哲学层面视为逻辑递进式关系,进一步推动《论语》诠释的现代发展。

陆九渊《论语》诠释的心学特色

陆九渊虽无《论语》诠释之专著,但在其语录及其他形式的文章中,释读《论语》之语随处可见。由是道、仁、忠信与义利,都被陆九渊打上了心学的烙印。如此一来,"道"成了"天下万世之公理","仁"成了"本然之心","忠信"成了"良心之存","义利之辨"成了"为学之本"。陆九渊通过对《论语》经文的创造性诠释,成功地把哲学之心与儒家伦理联系起来,充分体现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本论思想,充分体现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这不仅是儒学解释意识成熟的标志及经学向哲学的解经形态转向的象征,而且也暗示出新儒学中的陆王心学一派逐渐摆脱传统经学的倾向。

解意发微:佐藤一斋《论语》诠释特质及其与朱学之关系

佐藤一斋《论语栏外书》是朱熹《论语集注》的再阐释性次生注本。一斋接受和实践程朱解经路线,注重解义与解意相结合,但不迷信朱注,而是在对朱注的反思中回归元典,尤其注重对元典本文的细节解读,藉以分析师弟答问与行为细节的目的、用意、疑惑焦点等心理要素,并倾注身心精神去揣摩和推解言外之意与文外之味,从而对《论语》元典作出阐微和发明,又对朱注作出一定补益。此外,一斋在尊崇元典的同时,表现出明确的朱注对等意识。申而论之,这种心理态度折射出一种本土文化意识,也映射出日本儒者作为中国文化接受者而怀有的矛盾心态——崇仰与焦虑。

《论语》诠释的三种范式及其内在关联

《论语》不仅清晰呈现出了儒家人文之学、德性之学与教化之学的发展方向,而且在“礼、义、仁”三概念构成的孔子哲学系统中,也隐含着其基于心性论的内向超越。言说一旦凝结为文字,便获得了独立性与开放性,孔子情境式的言说方式,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开放性,使不同的诠释与理解成为可能。注、集解、义疏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形成的诠释《论语》的三种范式,它们共存于一个文本空间之内。对圣人原意的追求以及共同的文本空间,将它们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共同支撑起了《论语》的思想世界,也成为人们理解《论语》的重要依凭。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当代儒学的复兴和重建要突破第二期儒学的“形上-形下”二元论的思想建构,向孔子所代表的原创时代有本有源的儒学回归。黄玉顺的孔子解读、《论语》诠释正是带着这种当代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感受展开的。在“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时代“先见”,以及“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下的“生活-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三个观念层级”的思想“先见”下,黄玉顺“生活儒学”视域下的《论语》诠释,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六经注我”的哲学化诠释的特点。不仅如此,黄玉顺在“生活-存在”思想视域下的本源情感、仁爱情感的奠基性观念下对《论语》的诠释,也使其《论语》诠释具有了某种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就黄玉顺《论语》诠释的“六经注我”“面向当下”的哲学化诠释特点而言,它对当代儒学尤其是当代新经学的重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魏晋南北朝《论语》诠释进程及其新变特征发微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诠释的演变进程以及新变特征,与时代发展以及社会思潮变迁密切相关。汉魏之际,《论语》诠释话语受到正始玄学思潮之影响,体现出玄学化旨趣。两晋时期,呈现出多元化特色,既有对玄学话语及旨趣的承袭,也强调儒家礼乐教化的现实意义,表现出儒玄兼宗、儒道合流的思想倾向。南朝时期,皇侃《论语义疏》的出现,突破了“以注为主”的训解方式,文本结构与注解更加丰富、多元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注本及诠释内容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出现了“集解体”和“义疏体”解经著作。注经体式的变化,导致开放博通的文本结构、富有玄趣的义理世界、丰富多元的孔子形象等诠解方式、诠释视野的新变,标志着注经文本的自由度提升,也拓展了经文和注文的意义空间。

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

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用西方宗教和哲学概念翻译及诠释中国思想;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借助翻译和诠释塑造中国文化形象。《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要反对其抛弃原文精神实质的滥用。

宝应刘氏《论语》诠释特点论

在清代学术版图上,宝应刘氏一宗三代,聚焦一经,堪称'论语世家'。刘台拱《论语骈枝》以'精'取胜,刘宝楠、刘恭冕《论语正义》以'博'名世,一精一博,璀璨夺目,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独特风景。刘氏《论语》诠释在清代社会风潮和学术嬗变的驱动下,形成了精于考证、汉宋兼采、贯通凿新的鲜明特点,将《论语》诠释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程颐《论语》诠释探微

程颐在批判汉唐经学家滞心于训诂章句之末而无所用的基础上,以己意解《论语》,以义理解《论语》,从而把儒家经典与理学之义理结合起来,开创了《论语》学发展的新局面,促进了《论语》解经方法的转变和理学思想的发展。在《论语》诠释中,程颐提出了一系列的理学命题和范畴,这不仅为后来儒者深化这些范畴和命题打下了基础,同时对理学体系的建构也作出了贡献。

王阳明《论语》诠释的心学立场及本体意蕴

王阳明心学《论语》学,是其扬弃、反思朱子学说以心理为一、心外无理的心学观念,对《论语》文本作出的创造性理解。为对治朱子“格物”说“析心与理为二”的可能偏向,王阳明的《论语》诠释,在“知-行”“天理-存天理”“良知-致良知”的即本体即工夫的哲学观念下,始终通贯着一种“合心与理为一”的心学(良知学)立场。这种从以心本体(天理、良知、本心)为核心的心学观念出发对《论语》文本的诠释,充分反映了阳明心学《论语》学“六经注我”的哲学化诠释特点。同时,阳明在天理、良知、本心的本体论观念下对《论语》文本的思想解读,也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其《论语》诠释的本体诠释意蕴。

旧学与新知的承接——读唐明贵《宋代〈论语〉诠释研究》

《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经典,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对不同历史时期《论语》注本的阐发、梳理、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孔子思想及其儒家学说的价值。唐明贵教授的《宋代〈论语〉诠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一经出版就引起“论语学”界的广泛关注。唐著一书是其本人继《论语学史》等著作之后在“论语学”研究领域的第四部专著。作为一部50万字鸿篇巨制的宋代“论语学”奠基之作,一定会在学界再次产生重要的影响。

北宋前期政治进程中的“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既往研究多将“无为”视作学派属性和内涵外延皆清晰固定的概念,实际上其在北宋前期既可指涉不同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理想,又是用以建构君臣关系的思想基础,含义言人人殊。在《论语》“为政以德”章传统注疏启示下,太宗君臣整合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修德”,为北伐失利后的弭兵政策提供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在邢昺《论语疏》中得到强化,但也受到儒生孙何的反驳。伴随真宗朝政治重心转向内政,以田锡和夏竦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借“无为”建构理想君臣关系,虽遭到真宗抵制,却成为此后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声浪兴起的仁宗时期,孙复、胡瑗、欧阳修、刘敞通过重释“无为”和《论语》“三年无改”章,推动“有为”升格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产生广泛影响,预示着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

晚清汉宋兼采思潮中的《论语》诠释:以《论语后案》对《论语集注》的吸收与批评为例

黄式三是晚清汉宋兼采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其《论语后案》“不分汉宋”,于朱熹《论语集注》甚为措意,既肯定了朱熹论“学”的思想倾向、贬斥异端的学派主张,又对朱熹的天理观、人性论、道德论等方面加以批评与修正。《论语后案》对《论语集注》的吸收与批评,既体现了黄式三对宋学的“依违”之态,折射了黄式三通过诠释义理概念以“重构”新学术体系的思想主张,也展现了汉宋兼采学术理念在《论语》诠释中的具体落实,成为研究汉宋兼采学术思潮演进的鲜活个案。

证其所长 考其所短——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简论

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是晚清时期考证皇侃《论语义疏》的重要著作。作者证其所长,考其所短,并对异文加以考订,体现出博采兼收、考证深入、实事求是的考证特点。

台南举人许献琛诠释《论语》的特点与价值

台湾举人许献琛祖籍福建石狮,曾在台南海东书院学习,表现优异,共有16篇八股文被收录于《海东书院课艺》一书。本文对许献琛生平做了初步的考证,也对他八股文中的《论语》题进行了论析,以现其"经典诠释"之特点与价值。许献琛八股文诠释《论语》的最大特点是"入口气",不仅善于代"圣贤"立言,像阳货这样的负面人物,也能够设想其心情,揣摩其口吻,活灵活现,如在眼前;其次是活用经典,以经书或其他古籍释经,可见许氏学养,也可见其解经之精彩;再者,通过"设问"、"衬托"、"正起反接"等写作技巧,面面俱到,翻腾议论,可使经书义蕴更觉豁然。现存许氏八股文有六篇《论语》题,提出了不少创新的解读。通过许献琛八股文《论语》题六篇的分析,足证八股文对于经典诠释确实有一定的价值,值得学者加以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