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理化诠释看朱熹对《论语》的误读

《论语》的文本特点,给后人随意解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然而用公理化的方法去诠释《论语》,则可以看出很多解释都是误读。例如朱熹《论语集注》以"天理"取代"中庸",以"忠君"取代"德政",都是误读的典型。这就显示了公理化诠释的积极意义。

让古代圣贤与现代民间个体生命直接相遇——读张石山《被误读的〈论语〉》

拿到著名作家张石山的新著《被误读的〈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一个强烈的想法即刻涌上心头：

试说《论语》的两处误读

试说《论语》的两处误读崔茂新一、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这则对话的标点出自程树德《论语集释》（下称《集释》）。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下称《译注》）与吴树平等点校的《十三经（标点本）...

被误读的不止是《论语》——与张石山先生商榷

一段时间以来，在官方支持、民间需求以及大众媒介的引导下，国学热，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热，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尽管在国学家或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这热度还远远不够。

孔子其人其书——以《论语》误读为中心

一、孔子其人 孔子其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豸◇有系统记载。由此可知，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其名为丘，字为仲尼。其先世为宋人，后避乱迁鲁。父叔梁纥，为陬大夫公邑宰，以勇力闻。孔子“生而叔梁纥死”，不到20岁母亲又去世，故“多能鄙事”，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辜鸿铭《论语》英译误读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启示

作为早期英译《论语》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在西方的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本文认为,其“以西释中”的英译策略是历史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文章从译者的生平、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辜鸿铭的《论语》英译误读进行深入研究,旨在为典籍英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启示。

“于丹论语”八宗错——看误读兼论如何读《论语》

应当说，于丹走红不表明她这个“小妮子”的水平多么高，不走红也不表明该“小妮子”水平多么低，真正相关的其实是央视作为强势媒体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之高低。

《论语》英译误读刍议

《论语》英译史上,不少译本中存在误读现象。《论语》英译中的误读可分为两种: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前者是因为译者中国语言和文化水平有限造成,后者则是因为译者为了达到其特定的翻译目的而有意为之。不管是无意识误读还是有意识误读,最终造成译文和原文相差甚远。在以后的中国文化外典籍译中,应该尽量避免误读现象。

朱熹与王夫之的欲望观分析——以《论语集注》与《读论语大全说》为中心

所谓欲望,包含生理性欲望[本能]和满足生理性欲望过程中更好的来实现欲望[加欲]及理性的所望[希望]等意义。朱熹认为先验具有的道德性和属于人之自然本能的生理性欲望是天理。然而,他指出存在满足生理性欲望的过程中更好的来实现欲望的加欲。在他看来,加欲必然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而成为私欲的根据。与之相反,王夫之认为加欲是一种自然现象。根据王夫之的观点,加欲不是私欲的根源,私欲也不是加欲的直接结果。朱熹想通过消除利己心恢复先验地存在的普遍之道德原理来解决与现实相关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先验普遍的道德原理之存在不是被确认的事实,而是一个信念体系,因此对同意此观点的人可以具有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而对不同意此观点的人,有可能成为空谈。王夫之把不断变化的气之运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联系,认为生理性欲望的发现和满足生理性欲望的过程中更好的来实现的加欲和私人欲望的私欲等不应是被排除的对象,而应是被调整的对象。在他看来,所谓人生不是由先验不变的道德伦理构成,生物学的欲望与不停地重新形成的道德原理有机结合,实现公共义的人生。这种观点深刻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具体现实之重要性,对生活中必要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等能够作出理论上的贡献。因此,这种欲望观可以说是指向由感性和理性的有机调和而形成的理想世界。

当代《论语》句读误读辨析

现今通行的《论语》读本大多以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在经文解读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现就部分《论语》通行本的句读误读问题提出商榷,这些误读的表现形态大致有三:成语形态误读、虚词形态误读、常识形态误读。

划清个性化阅读与自由化阅读的界限——以经典文章《论语》的多元解读为例

“个性化正解”与“自由化误读”是阅读阐释中经常碰到的是非之争，二者难解难分，又必解必分。读者追求的“个性化正解”往往是在“共性化通解”的基础上，不断克服“自由化误读”的过程中获得的。

重读《论语》的思考

作为儒家经典的“圣经”,《论语》存在误读、误解,其映射的儒家思维理念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表现在:“义”与“利”在客观上有所对立;儒家民本思想主宰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人伦思维至上;思维取向重继承、回归。

被悬置的“孔门福音书”——典范视域下的《论语》

在典范理论视域下,《论语》的中心意旨与思想真义,因孔子后学的偏向性阐释及权力场域的刻意“误读”,并没能真实地、原发性地表达出来。而《论语》的文本内涵及其思想资源,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之途中亦被“误读”。所以,对《论语》进行基于“仁”这一概念的重新排序及阐释,仍具有学术意义。

被误读的中国式管理

《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这是中目历经下．年沉淀而保留下的三大文化瑰宝。古代帝王州它们治国安邦定天下，现代管理人十将其用来治理企业。

《论语》英译中对孔子文质观的误读

文质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翻译推动孔子文质观的跨文化传播,对解决西方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论语》是孔子文质观的主要载体,然而经典文本的文意跨越时代和文化,难免产生曲解与误读。本文拟从《论语》原典里孔子述文论质中梳理"文"、"质"以及"文质彬彬"的内涵,以期开显孔子文质观的真实要义,进而剖析两个经典英译本中的误读,发掘导致误读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以助力经典文本的跨时代跨文化有效传播。

《论语》英译中的文化误读——从理雅各到安乐哲

论文详细地分析了《论语》的四个译本中出现的由于语言理解不足和文化缺失引起的文化误读现象,诠释了文化误读这一概念,对比了中外文化差异现象,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误读是不可避免的。

因书读别字贬官

古人文风至严,因一字之书写读音之误而贬官乃至殃及他人者均不乏例在。 《旧唐书·严挺之传》载:侍郎萧炅将《礼记》“蒸尝伏腊”之“腊”误读为“猎”,挺之上奏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遂贬萧炅为岐州刺史。 《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404)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