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玄《论语注》的几个问题

《论语注》是郑玄晚年之作,成书于以三《礼》为中心的学问体系完成之后。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校之以《古论》而为之注。五代以后,该书逐渐亡佚。南宋以后,则连残本也见不到了。为了恢复郑玄《论语注》的原貌,自南宋王应麟始,惠栋、丁杰、孔广林、王谟、陈、黄、宋翔凤、臧庸、马国翰、袁钧、龙璋等人都曾据前人所引之断章残句加以辑佚。但终因史料缺乏,综合所辑亦不足原书什一。不过,值得欣慰的是,20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了多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为研究郑玄《论语注》提供了颇具史料价值的物证。

郑玄《论语注》探微

《论语注》是郑玄晚年之作,他以《张侯论》为底本,校之以《古论》而为之注。自晋至唐,盛于一时。五代以后,该书逐渐亡佚。南宋以后,则连残本也见不到了。为了恢复郑玄《论语注》的原貌,自南宋王应麟始,惠栋、马国翰等人先后据前人所引之断章残句加以辑佚。20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了多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为研究郑玄《论语注》提供了颇具史料价值的物证。《论语注》的注释特色是“以古学为宗”,注重对《论语》字词的释义注音;同时也“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注重对经文的微言大义的阐发,成为会通今古学以释《论语》的代表作,在《论语》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郑注与汉代别家《论语注》之比较

通过汉代各家《论语》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在文献记载基础上,我们认为郑注是杂糅三《论》而成的,而不属于单纯的某一《论》。郑注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我们再现历史的孔子形象。

郑玄校经取向之分析——以郑玄《论语注》“从古”为例

以《论语注》“从古”为例分析郑玄校经取向,发现从古形式中不但隐含着古学孔安国本、马融本,而且隐含着今学包咸本。在其取舍中,郑玄似乎并不关注今古学之间的对立,甚至有意无意地抹杀二者之间的差异,他关注的仅仅是以往文本,不论其为今文本还是古文本,与通行本鲁读之间的差异。为消除这种差异,他回到《论语》语景中,以孔子的原创思想为参照,以经义为尺度,进行取舍,展示出郑玄以经义为取向兼采今古学的校经倾向。

儒学近代化的努力——康有为《论语注》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四书学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论语注》中的三世进化论体现了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结合;在《论语注》对太平大同世的构想中,康有为则引介了西方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政治观念;《论语注》中康有为对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也是颇具现代特征的公理与文明。康有为立足于儒家的公羊学说,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对儒学近代化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我注六经”与“援西入儒”——康有为《论语注》思想辨析

《论语注》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避难印度大吉岭时所撰。该书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继承晚清以降的"今文经学"传统,用"我注六经"的方式,以"公羊三世"说为依据,与《礼运》"小康大同说"相配套,阐述其在不同社会阶段实行不同政治管理模式的变革思想;第二,用"援西入儒"的方式,引入西方价值观念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概念与价值取向,利用西方理念和制度化整合出一种具有鲜明近代中国文化形态特征的新儒学,意图为其变法创造合法的理论基础。

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康有为《论语》新解与儒学的现代转向

康有为一生处在传统与现代、保皇与革命、君主与共和之间,于动荡时代深刻思考儒学与西学、据乱与太平、大同与小康以及保国、保种与保教等问题,提出一整套解决方案从而助推中国社会完成现代转型。康有为认为要复兴中华,必须拿来先进的西学为我所用,以补益传统儒学之不足。康有为一改《论语》注疏的传统,以经世致用为旨归、以儒学与西学的双重视野诠释《论语》,开启了儒学的现代性转向。在康有为看来,《论语》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是守约笃敬与经邦济世的统一,是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统一。

康有为《论语注》探微

康有为的《论语注》以"鲁《论》为正,其引证以今学为主"。这是他的经学立场,也是他的治经原则。与此前的所有《论语》注疏相比,康注最突出的是引借西方近代的思想观念阐释《论语》,给《论语注》增加了近代化的色彩。这种解经倾向主要表现在以进化论的哲学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议院两党的政治思想和重商的经济思想来解释《论语》。经过康有为的努力,《论语》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在《论语》学史上乃至整个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玄《论语注》研探

《论语注》是郑玄晚年之作,他以《张侯论》为底本,校之以《古论》而为之注。自晋至唐,盛于一时。五代以后,该书逐渐亡佚。南宋以后,则连残本也见不到了。为了恢复郑玄《论语注》的原貌,自南宋王应麟始,惠栋、马国翰等人先后据前人所引之断章残句加以辑佚。20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了多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为研究郑玄《论语注》提供了颇具史料价值的物证。《论语注》的注释特色是"以古学为宗",注重对《论语》字词的释义注音;同时也"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注重对经文的微言大义的阐发,成为会通令古学以释《论》的代表作,在《论语》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善《文选注》征引郑玄《论语注》及其学术史意义考述

李善《文选注》征引郑玄《论语注》35次,去其重复,共有28则,分布在《论语》20篇的14(或15)篇中,其中17则见于何晏《论语集解》。至少可以判断不见于何晏《集解》的11则郑玄注系采自单注本郑玄《论语注》。此11则郑玄注,有4则见于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另7则因其残缺无法直接验证。除注释《文选》本文外,李善所引郑玄《论语注》还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史意义,一是辑佚、校勘价值;二是能够加深我们对李善《文选注》引书体例的认识;三是通过对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李善《文选注》与何晏《论语集解》的比勘,能够看出,郑玄注《论语》,除自注外,又兼采诸家,同时尤可加深我们对何晏《论语集解》编撰原则与体例的认识。另外,李善所引《鲁论语》,或直接、或间接采自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之校语。

王肃《论语》注初探

现存的王肃《论语》注与郑玄《论语》注,其差异主要是表现在两个学术层面上:第一,知识层面上,因为经文文本文义的模糊不清或经文的断句分歧、字词训解不同,从而造成了郑玄和王肃对同一经文理解的不同,不是王肃故意与郑玄注对立,属于正常的学术争鸣。第二,学理层面上:"王学"反对"郑学"注经时掺杂谶纬,王肃《论语》注既较郑注更为简约、理性,少有谶纬说经,而其少部分又注重义理发挥。郑玄《论语》注和王肃《论语》注的上述差异,远不能反映郑(玄)学、王(肃)学之争,尤其是两者在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仅就此而言,当前学术界似有夸大郑王之争之嫌!

唐写本《论语》郑玄注的学术特点

《论语》郑玄注已经失传。敦煌吐鲁番出土了30多个唐人抄写的《论语》郑玄注,可以恢复一部分郑注的面貌。郑氏注体制短小,文字简明扼要。礼学思想是其注《论语》的主要依据,但郑注政教、礼法并用,这也是郑氏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

词的结构及其演变——以《论语》与其汉魏古注常用词为例

词汇的发展变化涉及到词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历时关联与变化;也涉及词的认识内容结构状况的变化,还涉及词与词之间的历时规约状况的变化。《论语》与其汉魏注中的常用词演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春秋战国到汉魏时期词汇演变的状况,反映了这两个时期词汇语义演变的诸多方面,如“义点的隐没”、“义域的分化”、“义点的重组”、“义位与能指间的关系走向精确化”、“义点上升为义位与义位下降为义点”、“词汇规约系统的调整”等。这些情况能很好地说明词的结构及其演变的基本内容与规律。

敦煌写本S.6121《论语郑注》辑考

《论语郑注》惜焉不传,郑注散见于后代典籍之中。敦煌出土文献的发现,对于辑录郑注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考注敦煌写卷《论语郑注》中的一个残卷S.6121,为郑注的辑录和古本《论语》的校订作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近代以来《论语》注本之中庸观及其学缘辨略

本文对朱熹中庸观内隐的两个长期未被学人意识到的问题进行了揭示,并对近代以来的《论语》注本对中庸这一范畴的解读及其学缘背景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一）中庸作为仁义礼智信诸常德的极致境地,是一种完满到无以复加的虚灵之真际,所以孔子会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慨叹;（二）中庸也是一种永无止境地祈向这一虚灵境地的过程,就此而言,有关＂庸＂的三种含义——＂常行＂、＂平常＂、＂用＂——的争论可以得到恰当的解决;（三）在深藏于人的灵府的仁的端倪与高卓而圆融的仁的极致境地之间存在着一重永远无从消去的张力,对这重亲切而紧张的张力的领会与对中庸的领会是一致的;（四）中庸还是从经验的＂形下＂向虚灵的＂形上＂无限趋近的途径,所以孔子又对后学者有所谓＂执两用中＂的指点。

东晋《论语》注考释

通过查阅宋前正史中的《经籍志》、《艺文志》与相关旁证史料,参考后世尤其明清的有关著述,以范宁及其《论语》注为界,将其分为两部分,对东晋《论语》注的大致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释,从中可窥见其注经的时代个性,由于这一时期,儒、释、道交融的时代潮流及其各种大小学派的思想渗入其中,其注经的多元性特色极其明显。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道行,乘於海”章辨析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关于《公冶长》篇"道行,乘垺于海"章的记载与传世文献存在着差异。根据写本的作者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记载,结合孔子和子路的对话背景,可以推定: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中关于《公冶长》篇"道行,乘垺于海"章的记载是有讹误的。

《论语新注新译》的注释方法创新及其学术史意义

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是阐释与研究《论语》时大胆采用新方法的集大成者。这部《论语新注新译》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一个时代或者一部著作的语用习惯为突破点,以更多的实证找到相关阐释的新证据。杨逢彬从传统的文献学、训诂学、历史学等入手,同时开创性地把现代语言学的大数据统计方法全面引入《论语》阐释和研究,尤其用于解决颇具争议的问题。由于通过新方法获得了新证据,所以杨先生的《论语新注新译》有理有据,并且突破了古注及一般看法,提出新说,精彩叠见。

江州经学的崛起与范宁《论语》注

江州经学的崛起与兴盛,范宁在余杭、豫章的崇学敦教及其一以贯之的力批玄风、崇儒抑俗与忠而能犯的经学人格,使范宁《论语》注在玄、佛盛行的东晋经学中独树一帜。具体地说,范宁注文独有的特色就是在秉承儒经本旨、抱守汉儒尤其是郑玄朴实解经的基础上,兼容魏晋重义解的新学风:其既通训诂与尚音韵、考据;更重义解,通过义解来探求《论语》经文原意,发明先秦儒家的道德修身和伦理政治等孔门意旨。这与魏晋玄学《论语》注旨在借由义解而过分阐发三玄玄理,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