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昺《论语疏》训释体例及特点研究

邢昺《论语疏》是《论语》汉学向宋学转型的过渡性著作,其注释包括篇指、章指、正文注释、注文注释等四部分,梳理各部分在体例上的特点,有助于对此书的解读。与此前注释《论语》的著作相比,《论语疏》更加注重典章制度的注释,对"疏不破注"的教条也有所突破,并加重了义理方面的内容,在训释风格上具有一定的特色。

试论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在六朝所有义疏体著作中,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是唯一保存至今的一部,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本文揭示了它在断代词汇史研究中的参考价值,分析了新词新义、佛语词等重要词汇现象。

《论语集解义疏》篇序初步研究

南朝梁代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是北宋前惟一完整存有篇序的《论语》注本,其篇序主要从首章出发分析篇义,将鲁《论语》二十篇理解为绝对的前后相次关系,在认识上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不够合理与科学。但篇序对一些篇名较早作出了较为合理的阐释,又有其贡献。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从《论语集解》到《论语义疏》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四家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又采入魏初三家注释,并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版本研究述评

南朝·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在南宋末年流入日本，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重返中土，现今国内各种版本，可粗略地分为两个系统：丛书本和善本。丛书本系统包括《知不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古经解汇函》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善本系统保存了三种，分别为清代名家陈澧、袁廷■、王艺孙批校。

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的特色

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以洽于经义为旨归,折衷汉宋精粹,不但补朱注之略,而且正朱注之讹谬,所作述疏深入浅出,解读翔实,代表了清季及民国初年《论语》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数据价值,在《论语》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赵顺孙《论语纂疏》的特色

赵顺孙对朱子极为推崇,视《四书章句集注》为经,其撰写《四书纂疏》就是想效法古人注疏之法,汇聚朱子及其弟子之说,以昌明朱学。他不仅把散见于门人所记录的朱子微词奥旨者采集在一起,而且把弟子中能与《集注》相发明的注释也编辑在一起,作为《论语集注》的附翼和补充,以发挥义理,宣扬师说。同时,对其中言犹未尽处,予以疏通;对《集注》所引注释进行了评点,可谓甚有功于朱学。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中的疑问句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中出现了几种为中古汉语所特有的疑问句新形式:“那”字句、由“为是”和“为当”复合的选择问句以及多种否定词构成的正反问句。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皇疏具有特殊的语料价值。

再論伯3573號《論語疏》殘卷的性質

對P3573號《論語疏》殘卷,如與能確定爲講章性質的《文選》殘卷比較,能看出其是一件較規範的《論語疏》抄本。考之載集,這一殘卷是在皇侃《論語義疏》的基礎上,進行了增添、删減等較大的改編。特别是在經文、注文後,增添了一段總括性的文字,即以"此明"二字領起,重在概括此節的經文大意或主旨。這一改編,實際上是順應了時代,即明經科考試經義的實際需求。這也能見出晚唐以來時人爲應對明經科而進行的一種努力。

杨树达《论语疏证》成书与出版考述

今传本杨树达《论语疏证》并非直接从其早年所作《论语古义》采取若干材料扩充而成,二者几乎全然不同,它们之间尚有一过渡状态之石印本《论语疏证》。《论语疏证》的始作时间,实为1943年,而非通常所说的1942年。

圣人作教论——以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窥探

孔子的称呼,在魏晋南朝有一个隐微的转变:从圣人到圣师。与之相伴随的,是东晋《论语》诠释中“圣人作教”说的兴起,这一提法在萧梁时达到鼎盛,集中表现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直接将《论语》定性为“遍该众典以教一切”的教典,并对“圣人作教”做了系统的阐发,延伸出贤人助教等命题。这种趋势的形成,用王弼“举本统末”的思想来看,可以说是玄学的“举本”精义经郭象达到鼎盛后,转而对“统末”深蕴的发挥;从李充“老庄明其本,圣教救其末”的提法来看,则反映了西晋以后,对圣教济世的呼唤;而在东晋佛、道教并兴的背景下,强调孔子作教、孔门弟子助教,又有儒教自我标识的意味;玄学化的圣人作教与助教的贤人,则包含着学者对理想天子的期待以及对自身的安放。

六朝儒学的困境

本文以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为文本,通过对六朝儒学的代表人物皇侃的儒 学思想的分析,发现其中的内在矛盾,以一种新的视域解释六朝儒学的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

焦循《论语补疏》诠释特点研究

焦循是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论语补疏》是其晚年《论语》诠释研究的重要成果。他选择何晏《论语集解》的部分条目逐条诠释,以互文旁通为依据,以纠谬补新为途径,以精实兼具为追求,或训诂文字,或考究名物,或阐发义理,以己意明经为宗旨,时有新意灼见,显示了独特的《论语》诠释特点,为《论语》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论语补疏》从稿本到定本的修订也足见焦循审慎的治学态度与精湛的治学追求。

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

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杭州大学中文系陈东辉在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关系史上，典籍的交流无疑是其中繁富而灿烂的篇章。而作为古代文化汇聚和总结的古籍丛书，对于中日典籍交流起了殊可称道的重要作用。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古籍丛书的考究，同时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亦颇有兴趣...

《左传》与《国语》比较研究

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左传》、《国语》作者、成书年代以及两书思想倾向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成为经学研究中一大悬案.从古至今尚无人对《左传》、《国语》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科学地、全面性地比较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左传》、《国语》进行比较、研究,我想,这不仅有助于悬案的解决,而且对探讨春秋到战国时之历史,研究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也是不无意义的.一、关于《左氏春秋》的辩论太史公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宝,论【史】旧文,兴于鲁两次【春秋】,止起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太史公认为《左传》乃是左丘明所作,目的是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上采春秋,下现近势”(2)编撰而成情况看,左丘明编篡《左传》是可能的.孔子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证明他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孔安国认为,“左丘明鲁太史”,皇侃说他是“受春秋于仲尼者也”(3)力主作者为左丘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14年.他68岁时返鲁,至于左丘明是否受春秋经于仲尼,怕无确证.?

“有教无类”新解

“有教无类”新解赵明因建国以来，学界对《论语·卫灵公》篇“有教无类”章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其异解至少有十种之多。要而言之，归为四类观点：（一）教育不分阶级；（二）教育不分种类；（三）教育不分族类；（四）对于“民”实行军事训练，应按地域划分，而不分族类。...

“有教无类”辩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他成为我国古代伟大教育家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有教无类”的理解和评价,历来都有争议。本文拟就“有教无类”的本义、理论基础、历史作用和局限性等方面作一探讨与辩析,以就教于广大教育工作者。一、“有教无类”的本义“有教无类”这句话出自《论语》,原文是:“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古往今来对这句话的不同解释和争论,分歧集中在对“教”的对象——“类”的理解和对它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上。宋代朱熹在他著的《论语集注》中解释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也。”朱熹认为,人性本来都是善的,只是由于不同的“气习”薰染,才有性善、性恶之分。如有君子教训,则性恶者也。可以恢复性善。故不论其善类恶类均应予以教育。南北朝的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把“有教无类”疏解为:“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皇侃认为,孔子此语本义是教育对象不分“贵贱”,不论“庶鄙”。有些同志看问题不够全面,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写道:“孔丘开设‘私学’,………

“先王之道斯为美”试解

一、问题的提出“先王之道斯为美”见于《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对这段话的解说，一般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说法为准。朱熹认为，礼有体有用，“体”指的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一颗熠熠生辉的教育明珠——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始建于1955年，这里有团结进取、开拓创新的领导班子；有乐于奉献、工作勤恳的教师队伍；有勤奋向上、成绩优秀的莘莘学子。学校的办学理念是：让每一位学生都充分发展，让每一位教师都施展才华，让每一位家长都收获希望。《论语集解义疏》中引白虎通云．“学，觉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而去非取是。积成君子之德也。”“学”、“悟”、“德”三个字体现了学校的教学理念，这同时也是每一位师生心中永恒不变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