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朱熹暗引故训考同——以《论语解》《论语集注》为例

张栻撰有《论语解》。朱熹撰有《论语集注》。张解定稿早于朱注。张朱同道,皆承二程之统绪,往复论学,相互促进。前者开湖湘学之先,后者筑闽学之基。张朱异同向来为学者所重,于哲学、史学、文学创获颇丰,而于语言学则论者乏陈。张朱解注《论语》皆善用前人时贤之训义,包括明引与暗引。明引则人所熟知。张解朱注暗引故训之处颇有合同,逾40例,笔者予以序考,一则明圣贤同见之智,二则或有小补于张朱异同研究之阙。

精义为本 默识心通——论程颐《论语解》的理学特色

程颐确认《论语》是儒家载道的要籍,其理学思想的建构也以《论语》作为基本资源。他的《论语解》采用涵畜经文、直寻义理的解经方式,是对传统传注之学的改造和超越。其以"理"解"仁"的德性之学,以"序"求"和"的礼学思想,以及由治心而治世的学术思路,构成北宋理学的基本框架。《论语解》虽然不是完整的《论语》注本,却以其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深刻的义理阐发开创了北宋《论语》学的新局面。

以《论语解》探究张栻的政治思想重构

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仕途中,发扬经世致用的精神,用经学思想来解决实际问题。在其著作中,他也时刻表达着自己的政治思想,寄托着自己的人生追求。《论语解》是张栻晚年的著作,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熔铸于《论语解》中,在章句之间寄托着自己的人生抱负及政治旨趣,试图对传统儒学中的政治思想进行重构。在自我修养方面,张栻提出修身、修德是对治国理政者的基本要求;在施政措施方面,他认为施政者要注重教化和民生问题,以民为本;在施政目标方面,张栻重视礼制在维护政治体系及运行的重要作用,将遵循礼制视为政治运行的前提和最终目的。张栻的政治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又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巩固宋代统治制度和宣扬理学所作出的努力,对当时的社会秩序的重建、湖湘学派及南宋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说文解字》引《论语》异文解诂

《说文解字》所引《论语》异文大致分为以下类型:通假异文、古今字、异体字、同义词等。其中,由通假和异体造成的异文较为常见。在“荷蒉”与“荷臾”异文中,“蒉”“臾”为通假异文;在“亵裘”与“絬衣”异文中,“絬”“亵”为通假异文,“裘”“衣”为近义词替换;在“善射”与“善?”异文中,“射”“?”为异体字;在“斯滥”与“斯?”异文中,“?”是为“滥”的引申义而造的分化字;在“狐貉”与“狐貈”异文中,“貉”“貈”系声符替换,为异体字;在“彬彬”与“份份”异文中,“彬”“份”应为通假异文,也不排除为异体字情况。

韩愈经学思想探析——以《论语笔解》为中心

韩愈作为中唐著名的儒学家,其经学思想颇为丰富。韩愈解经的方式主要有:舍传求经,直究经典;疑经求实,发明新义;原经求道,以己解经。韩愈和李翱合著的《论语笔解》及其对《孟子》《大学》的推崇,都凸显了韩愈对传统解经方式的背离。这种全新的解经方式和对尚未为经的子学的力推为宋学的开启播下了一颗星星之火,在整个经学史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论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在六朝所有义疏体著作中,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是唯一保存至今的一部,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本文揭示了它在断代词汇史研究中的参考价值,分析了新词新义、佛语词等重要词汇现象。

汉晋《论语》注的援《易》解经特色

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

浅谈《论语筆解》

本文认为现存《论语筆解》乃韩愈所著《论语注》与韩、李《论语筆解》的综合,其中可能亡佚了一些原始材料,也可能有后人增补的一些材料,但总体来说仍可视为韩、李所著。

《论语本解》商榷五则

孙钦善先生的《论语本解》作为诠释《论语》的注本,学术价值极高,但某些注解似乎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吾与女,弗如也"之"与"字应释为连词"和";"乐则韶舞"之"舞"字应释为通"武",指《韶》乐和《武》乐;"义以为质"之"义"字应释为"正义","质"指本质;"小知"应指掌管小事,"大受"应指受以大任;"吾老矣,不能用也"的主语是齐景公,而非孔子。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论语笔解》的学术思想研究

《论语笔解》虽然是韩愈和李翱合著,但是其内容主要反映了韩愈的学术思想,韩愈著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儒家道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了"己意解经"的解经方式。这种解经方式为韩愈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却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韩愈过多地修改经文,过度地神化孔子及其弟子等做法,导致其观点不能赢得后人的广泛认同,致使后世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论语笔解》的学术思想。作为一家之言,《论语笔解》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它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儒学对日趋兴盛的佛学的最后一次正面对抗。虽然这次对抗失败了,却并没有导致儒学的衰败,相反,从此以后,儒学和佛学走上了一条相互融合发展的道路,从而开辟了宋明理学的新时代。

论韩愈《论语笔解》的解经特色及思想

《论语笔解》以《论语集解》为底本,在对照中有目的地选择《论语》条目,抒发看法。改字解经是韩愈的重要解经方式,《论语笔解》中韩愈改易经文多达18处。驳斥先儒注解,是韩愈解经的又一方向,通过对先儒所解未尽精微之处进行修正,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韩愈还对《论语》条目、字词进行了调换和删减,开辟了宋人删改经文之先河。韩愈的解经方式与其道统论、情性论有密切关联,在经学阐释史上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吴棫《論語續解》輯佚——兼論其特點及對朱子之影響

吴棫所著《論語考異》、《論語説例》、《論語續解》爲宋代重要的經學著作,惜乎皆佚。今據朱子《集注》輯得其遺説12條,据《四書或問》、《朱子語類》、《朱文公文集》諸書,輯得26條,並將之與《論語集注》相對照。據此38條可窺吴棫《論語續解》考據精審、以史釋理、針砭學弊的詮釋風格,確予朱子《論語》學以深刻影響。

白话译文信达雅,普及提高两相兼——评高小方新著《论语通解》

高小方教授的《论语通解》为国学经典《论语》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兼顾学术深度和传统文化普及的范本。《论语通解》在语言考证与义理阐发、传统延续与时代更新、古典文化普及与提高等方面很好地把握住平衡点,言而有据,多方启诱,频见创获。而晓畅雅洁的译文、简断扼要的说明如同为读者铺设了通往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适便之径,使得其门而入。同时始终把握贯穿孔子政治、道德、伦理、哲学诸方面思想的教育主线,时时加以剔发,对当下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都极具启发意义。

张栻早期、中期与晚期工夫论之演变

张栻原本继承胡宏之学,但在与朱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思想特别是工夫论发生了多次变化。学界一般将其工夫论分为早晚两期,但考察其晚年更订的《孟子说》的部分内容以及《论语解》,会发现南轩在去世前还有一次较为隐秘的转变。因此其工夫论实际上应该分为三期:早期继承胡宏之学,主张"先察识后涵养";中期为"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晚期则为"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透析

《论语笔解》是韩愈、李翱对《论语》的新解,今人研究甚少,忽视了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韩、李以心解经、神化孔子和改动经文的经学思想标志着真正开启了宋学,也表明了中国解释学的转向。二者的经学思想的建构对今天理论上的综合创新,复兴民族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韩愈、李翱之《论语笔解》

《论语笔解》并非伪作,它成于韩愈、李翱之手,曾与韩愈《论语注)并行于世。后《论语注》渐佚,而《论语笔解》独存。在《论语笔解》中,韩愈、李翱冲破“疏不破注”的解经戒律,大胆指斥前儒在《论语》字词训诂、文意解读方面的失察之处。主张越汉儒而直承孔孟,舍汉魏旧注而直究经文本义。为此,他们不惜改易经文、颠倒经文次序,所以,如果从忠实于文本的角度看,《论语笔解》自然被目为师心自用,标新立异,但如果从《论语》学史的发展角度看,《论语笔解》作为一家之言,在《论语》学从汉学系统转向新的宋学系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容抹杀。

孔安国《论语孔氏训解》探微

孔安国是西汉的经学大师,所著《论语孔氏训解》一书被清代学者目为伪书。但事实上《论语》孔注绝非后人伪造,孔安国和《论语》有一定的联系,他确曾考论古今文字,为《古文论语训解》,但流传下来的《孔注》屡经后人的口传笔抄及增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孔安国对《论语》的注解,重在训诂,兼及大义。《论语孔氏训解》是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论语》注本,也是儒家经典中"行于世"的最早注本。

游酢《论语杂解》的理学特色

诠释《论语》时,游酢在承袭和发挥程门之学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理学思想。在本体论上,他既将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和人间的秩序和原则,又将理看做天地万物的规律和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在心性论上,他一方面将"心之未发"视为心之本体,另一方面又将性、善与道联系起来。在修养工夫论上,他提出了正心、安仁、主敬、主忠信和日省的进德路径。其观点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很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