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思想

本文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分析,阐述了斯大林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和"联系、发展、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四个基本特征的辩证法思想;指出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辩证法思想的缺陷与不足。

艾思奇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编写与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艾思奇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试图摆脱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开始独立自主探索体现毛泽东思想、满足高等院校哲学教学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教科书的产物。这本哲学教科书在内容上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哲学问题争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水平。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它在编写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全面评价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多年来,哲学界对《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有许多评论。其中,有些评论,否定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也有些评论,否认这部著作的不足和缺点。我们认为,这两种评论都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为了深入学习、研究这部著作,继承斯大林留给我们的哲学遗产,愿将我们的看法略述如下,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战略安排和重大原则,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汲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乡村到都市:以生产方式为视轴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解读

在从乡村社会学研究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中,列斐伏尔发现不同于基于大自然物理空间的乡村田野和住宅,城市建筑、街道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以交换逻辑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市化实践,这正是他自己所关心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直接基础。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列斐伏尔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坚持生产方式的原则,但又特别想让人们从关注生产方式的历时性发展进程,转换到对生产方式共时性空间关系场境的关注。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中生成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在今天,就是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空间。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人类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因而不需要自己给自己立法,动物天然置身于自然法则之中而获得了物种永久生存的保证。人类因为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生产”,这等于没有固定的“尺度”,因而需要自己为自己的永久生存完成立法。西方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试图为人类物种作出种种生存立法,但这些立法基于唯心论世界观抽掉了人类物种的“自然生命”基础,所以仅仅为人类物种的生存完成了抽象立法。这一抽象立法把人类物种的“精神生命”从“自然生命”中剥离出来,因而无法保证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马克思从唯物论世界观出发,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文明形态的演进规律,把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确立为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之法,最终完成了对人类物种实现自己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基于“资本”范畴的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变革、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赋予政治经济学范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内涵,发动了“术语革命”。从资本范畴来看,马克思批判并革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物的观点,揭示了其“社会关系”本质,归正了对资本的理解,开显了资本的本真意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不仅起到了革新政治经济学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实、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及其后果

葛兰西哲学的整体逻辑结构来自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突出特征是在部分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框架有效性的基础上,确认“市民社会”的主导性作用,并在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域之外开拓出文化斗争的新领域。“文化领导权”问题事实上成为“市民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介”,绕开了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要性问题的关键表态,最终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及其作用的分析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文化运动中领导作用的忽视,源自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误读。这种忽视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症结”所在。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精神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谱系上,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思想承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是表达工业资本主义治理的概念,精神政治学则是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精神政治学发明了“情感工业”“功绩社会”“自我剥削”三大治理手段,使资本主义实现更深层的社会控制与剥削。但韩炳哲对精神政治学的批判,没有为走出资本主义提供现实性的方案,他反倒认为革命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借助于詹明信的“认知测绘”视角,可见韩炳哲的革命悲观意识缘于其“批判”缺少严格的认识论维度,致使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无法划定出重建主体性及其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向。而鉴于“认知测绘”被詹明信归结为一种美学批判或文化政治的策略,其理论仍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为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以“认知测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反思精神政治学批判的局限性,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流动空间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现实转换——对卡斯特传播权力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革新,卡斯特将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全球化等特征的流动空间设定为网络社会特有的空间形式,并以此为前提对流动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建构及其现实转换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在现实的推动下,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存在着权力主体从精英转向大众、权力载体从网络公共空间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权力变革目标从政治改革通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这种现实转换发生的条件首先在于作为流动空间权力关系新载体的大众自传播的兴起,另一个更为基础的条件则是处于被权力压制的大众通过对恐惧情绪的克服推动了网络社会运动向前发展,并且具有重建公共空间的潜力。卡斯特以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为研究对象所建构起来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质的理论构想,为数字时代的政治改革、社会变革、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重大现实议题注入了思想活力。

分工、所有制与历史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比较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两个文本都探讨所有制的话题,但在具体观点上有诸多区别。前者以分工为主要线索,表明分工决定着所有制的形成和变迁,由此决定社会历史的运动。这是一种“分工”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它隐藏着经济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完全放弃分工的视角,明确地突破Eigentum的传统词义并赋予此词以“所有制”的内涵,从新的角度出发来定义和理解所有制范畴,认为在具体层面所有制由社会的具体因素决定,由此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很好地克服了“分工”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潜在的缺陷,表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成熟性、完善性和深刻性。把握这两个文本的这些区别,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人口规模巨大”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判定中国发展的科学原则;“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的哲学根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表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践行“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来源。

聚焦城市的“照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研究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还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现实研究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则是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诸多文本中深入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转换节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细读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对于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重要论述不能仅作浅层的把握与阐释,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深处。从根本上说,思政课要讲的“道”与“理”就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所敞开的“道”及其衍生之“理”,亦即人们日常丰富的感性生活世界中的生命情感之“道”与“理”。教师与学生都身处此生活世界的生命情感之“道”中,思政课的本质就是教师帮助学生领悟此(理性前的)生命情感之“道”。为此,需要创新场景体验式、案例感悟式、故事沉浸式等教学新方法,构建“大思政”育人新格局,融入数字化新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学生主动“悟道”、自觉“明理”。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美好生活的伦理意蕴

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表达,既契合了人们对于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衡量标准,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主体生存的核心关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人的时代书写,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个人道德的完善以及社会公平与秩序的实现,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美好生活的伦理向度主要表现为在人的现实需要中刻画美好生活的伦理现实性,在社会有机体中描绘美好生活的伦理整体性,在历史演变中凸显美好生活的伦理具体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握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表达,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定、重要根基、关键环节、价值旨向、根本依托、未来发展,形成了逻辑严密、自洽而内求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社会形态运动规律为历史限定,在破除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厚植中华文明底色,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新时代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对人民历史主体性的深刻认知,习近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其内在逻辑的个体结构,呈现其内蕴的丰富意涵,既有助于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更有助于站在世界历史维度,着力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指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底蕴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阶段,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对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逐渐构筑起独具一格、特色鲜明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科学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精髓,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