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

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紧迫性,但此方面的学术研究尚有欠缺,相关立法也因分散、粗疏而未竟全功。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得依全局性、广泛性、长期性特征及人数、时空、成本标准做出认定和判断。因决策在本质上是个人思考的产物且关涉利益重大,故具有可责性。而问责事由的确定得宽紧适度、清晰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重大行政决策问责必须由法定问责主体遵循基本原则和程序,认定契合责任构成要件与否,并最终确定具体责任类型与承担方式,从而实现对相关决策者的问责。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立法建议

周叶中撰文《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指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构建，在立法模式上存在分散立法与统一立法两种选择。目前因该机制尚处探索阶段，所以在短期规划上，我国的立法实践采用的是分散立法的模式，有关该机制的一些条款，散见于各种类型的法律法规之中。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尚未酝酿成熟的情形下，在中期规划上，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制定相关的《行政决策程序法》或《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并在其中专章规定行政决策问责机制。

重大行政决策问责的实践难题及解决

重大行政决策是一项复杂的权力运作,具有事项重大且利益广泛、主体众多且权责交叉、后果滞后且影响深远等特征。这给重大行政决策问责带来诸多难题,其倒逼和预防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为此,应在遵循重大行政决策特征的基础上确立惩处与激励并举的问责理念,静态与动态结合的问责视角,一般与特殊兼顾的问责规则,并从多元合作的问责体系、宽严相济的问责缘由、权责一致的问责对象、功能有序的问责形式四个方面对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机制的基础框架做系统建构。此外,还需创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制度两项配套制度,为重大行政决策问责的开展提供信息支撑与保障。

基于知识图谱的重大行政决策稳评主体问责机制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我国重要的国策,目前正面临着稳评主体不承担责任和问责追责不力等挑战。为帮助政府梳理追责路径和规范问责机制,构建责任追究知识图谱以厘清重大行政决策稳评主体的责任关系,以广东省某地市(简称S市)房屋征收稳评为案例,提出质性研究与知识图谱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框架。在对相关政策文本信息抽取的基础上,依次进行信息融合与知识加工,运用Neo4j数据库构建责任追究知识图谱,进而揭示稳评主体的责任关系并厘清追责路径。结果表明,此研究框架可有效应用于重大行政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稳评工作中,直接、合作、监督指导三种主体责任占据主导地位,应予以重视以保障决策的准确性。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是对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也是对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的落实。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责任,为强化责任追究宜引入民法上连带责任制度,在追诉期限上实行终身追诉。当前,构建该制度还存在集体负责制背景下责任追诉对象不清、责任追究启动标准模糊和对重大行政决策界定不统一等问题。为此,应找准责任承担主体,固化责任类型;明晰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拓宽问责范围,深化"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对策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构建存在重大行政决策判定标准不统一、决策者规避法律风险、终身追诉与诉讼时效不衔接、追究程序启动标准模糊和追诉对象不明等问题。为更好地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应当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平衡鼓励探索和规制决策权;化解诉讼时效冲突,实行终身追诉;明晰责任追究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引入行政连带责任,明确追责对象。

制度设计与伦理构建——基于行政伦理视角看官员问责复出机制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复出机制在我国的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应有的成果，但是在官员问责复出机制的法制化道路上，它要走的路还很漫长。那么如何推动这个重要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如何使其不仅仅只限于形式，这是官员问责复出制度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从制度设计和伦理构建两方面论述了其路径选择，两者并重且缺一不可。

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内涵、必要性与瓶颈

实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决策问责制。确定决策问责纠错的主体、对象、标准、程序等是建立这套机制的关键要素。应建立起一套基础制度来实现决策问责路径的科学化,其总体思路是将决策问责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决策问责法治化,避免出现政治迫害和政治专横。

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对我国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决策问责与纠错制度虽已建立,但并不能有效约束政府权力。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表明,只有权力才能控制权力,所以应引入多元问责主体,既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监督作用,又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同时鼓励和拓展社会问责。另外,还需要加大对问责对象的惩罚力度,提高政府决策效率。

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实现机制

建立有效的实现机制是推进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但目前尚未形成操作性强的实现路径和统一的实现机制。本文认为,在行政问责和决策问责理论基础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应当从准备、启动、惩处和监督等阶段和环节出发,建立行之有效的实现机制。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问题及对策探究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新亮点,需要明晰"重大决策"和"终身责任"在其中的实质内涵。另外,由于立法进程滞后,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追责事由界定不清、追责主体动力不足以及追责对象定位不准等现实问题。故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行政决策法和行政问责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事由、主体和对象。

关于重大决策倒查机制构建的思考

完善的重大决策倒查机制,能有效防止拍脑袋就决定、拍胸脯就执行、拍屁股就走人等乱象的发生。文章在阐述构建重大决策责任倒查机制意义基础上,阐释了目前重大决策责任倒查制度存在着决策前没有细化问责制度,有些问题的问责没有足够的依据等问题,提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配套制度,细化追究范围和追究原则等四个方面构建重大决策倒查机制。

重大决策责任倒查机制:基于特殊预防理念的研究

重大决策作为公共政策中涵盖面广、影响深远、涉及利益主体及利益关系纷繁复杂的环节,对公共政策的质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深化监督执纪问责"重要精神的关键环节。对重大决策责任倒查机制的设计,应当在保障决策效率与公平、依法合规、惩戒与防范并重的思路基础上稳步推行,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与集体讨论等五个方面建构重大决策责任倒查的基本框架,从主体、内容与方式三个维度协同推进建构重大决策责任的倒查机制。

行政决策与失误问责在政府管理体制中的相互关系

决策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的要点之一。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其要义是问责,即建立决策失误问责机制。谁决策,谁负责,保持决策权和责任落实的相辅相成关系。本文以政府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现状与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改善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现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建立健全问责制提出了积极可行的管理建议。

浅议行政问责制下的“下马官员”复出机制

近几年随着行政问责制的推行,一些重大责任事件的负责人受到了相关的惩罚,官员的责任意识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是问责制在运作过程中还有不少现实的问题.尤其是被问责的官员'下马'后,在'蛰伏'一段时期后又再次登上领导岗位,在这方面缺乏相关的完善透明的复出机制.

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现实路径研究

责任的确定与明晰是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基石,而责任追究机制的有效运行则需要以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完善与落实为基础,并辅之异体问责制与巡视制,进一步发展责任追究机制,使重大行政决策的权责始终一致。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初探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一项重大决定,是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公权力主体在重大决策时滥用行政权力,不计后果盲目决策突出问题的一项新举措,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重大意义。然而,要让这一制度从理论走向实践,还需要确立几个基本问题,如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明确标准、追责对象及追责时效等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建设评析

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客观上要求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明晰党政边界。当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对政府责任机制的运转有着消极的制约作用,这是我国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要合理界分地方党委、人大与政府的决策权及监督权,完善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强化和扩展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形式。

重大行政决策行政问责构成要件文本分析

依法强化重大行政决策问责,是中国向纵深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重大行政决策行政问责中还存在行为要件规定单一、结果要件标准不一、行为要件与结果要件因果逻辑不清等问题。鉴于此,基于对重大行政决策行政问责中行为要件与结果要件文本逻辑构成的分析,实践中应区分决策相关责任人的职责差异,以过错推定的方式明确责任主体的主观状态,实现对违法违规决策行为的再分类,进一步细化决策行为与决策结果的因果关系,以科学评估作为决策结果认定的基础,从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重大行政决策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成本控制探讨

一、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 （一）法制化程度不高，行政决策机制及问责机制不健全我国依法行政机制尚未完备，人治传统的影响还很深，计划经济年代行政权力至高无上的惯性还很强，往往造成决策失误，损失严重，从而增加依法行政成本。同时我国仍处在一个转轨变型时期，各种法律法规仍有不完善、不衔接的地方，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难以全面、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成为影响依法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