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法律问题研究——兼评“《证券法》修订草案”中的股票注册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目前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但是,任何一项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存在对现行制度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又需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尊重我国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又要通过对《证券法》的修订,建立以信息披露监管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法律制度。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期对《证券法》中有关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建立有所裨益。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影响公司价值吗?——基于新《证券法》修订事件研究的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一方面可能通过风险兜底鼓励董事高管积极进取以提升公司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诱发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继而降低公司价值。本文通过2019年12月28日《证券法》修订导致公司诉讼风险整体增加这一外生冲击开展事件研究,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决策的选择偏差,发现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样本组在新《证券法》通过期间具有显著的市场价值增加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效应在风险水平较高的公司样本中更为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激励效应,鼓励公司适度承担风险,积极研发创新以及兼并收购等扩张性活动以提升公司价值。本文研究为识别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价值的净效应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研究场景,探究了董责险对公司价值的可能影响渠道,同时也为现有法制环境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作用提供了部分证据。

上市公司收购监管制度完善研究——兼评“《证券法》修订草案”第五章

在《证券法》修改过程中首先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中信息披露监管制度,包括:股份大量持有与增减信息披露监管,协议收购中的信息披露监管以及重大资产交易中的信息披露监管。其次,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监管制度,包括:要约的变更和撤销、预受股东的撤回权、要约中的定价原则和支付方式、余股强制挤出制度安排以及要约收购豁免等四个方面。

《证券法》修订完善资本市场治理

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证券法》,修订后的《证券法》将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落实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助于持续增强公众资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稳步提兩上市公司质量与核心竞争力,推进资本市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优化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此次《证券法》修订,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新征程,意义非凡。

探析先行赔付制度的构建——以《证券法(修订草案)》为探讨背景

2017年4月24日《证券法(修订草案)》提请二审,先行赔付制度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措施之一引发关注。先行赔付在法律本质上是先行赔付人与投资者之间达成的和解,先行赔付方案则是双方之间的和解协议。先行赔付制度化能够弥补传统诉讼时间成本过大、投资者较为分散且诉讼成本过高、投资者利益无法获得充分保护的不足。目前,先行赔付制度还在逐步制定中,本文从先行赔付主体、赔付范围、程序性规范以及先行赔付人的追偿权四个方面讨论先行赔付制度的构建。

确立无纸化证券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必要性分析——以我国《证券法》修订为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彻底实现证券无纸化,投资者手中不再持有实物证券,而是通过电子登记账户实现相关的证券权利。股票、公司债券等资本证券无纸化后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了疑问,法律也没有作出相关规定。同时,《证券法》对于无纸化证券权利归属的标志、权利转移的生效要件等都没有明确规定。修订后的《证券法》能否对无纸化证券的善意取得问题作出回应,值得期待。本文通过考察无纸化证券持有模式,明确投资者对电子账户记录享有财产权,肯定了无纸化证券可以发生善意取得,并结合国际公约和国外成功立法经验,对我国无纸化证券善意取得相关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确立无纸化证券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必要性分析——以我国《证券法》修订为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彻底实现证券无纸化,投资者手中不再持有实物证券,而是通过电子登记账户实现相关的证券权利。股票、公司债券等资本证券无纸化后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了疑问,法律也没有作出相关规定。同时,《证券法》对于无纸化证券权利归属的标志、权利转移的生效要件等都没有明确规定。修订后的《证券法》能否对无纸化证券的善意取得问题作出回应,值得期待。本文通过考察无纸化证券持有模式,明确投资者对电子账户记录享有财产权,肯定了无纸化证券可以发生善意取得,并结合国际公约和国外成功立法经验,对我国无纸化证券善意取得相关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以《证券法》修订为切入点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自2015年开始,本轮《证券法》修订已历时4年,经过四次审核才于日前正式通过,如此来之不易的新《证券法》将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将为中国资本市场掀开新的篇章。一、本次《证券法》修订的亮点(一)取消发审会制度,全面推行注册制新《证券法》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规定证券发行制度,不再规定核准制;同时,为有关板块、有关证券品种分步实施注册制的进程安排,留出法律空间。

论新《证券法》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证券市场在我国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经过不断地发展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在不断健全、体系不断完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新修订的《证券法》设立了投资者保护专章,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制度的实际落实过程中,公告登记的程序不完善、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以及不服一审判决的当事人的权益保障等问题的存在,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完善.

给《证券法》安上铁齿铜牙

对欺诈发行不宜实行顶格处罚制度,可将2000万元作为欺诈发行的处罚下限,而上限则视相关情节而定,需要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不能让欺诈发行者有利可图。2019年12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如期召开。当天的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证券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较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报告提出了六大修改意见,包括进一步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精简优化证券发行条件,强化投资者保护等。

《证券法》的市场与监管分析

修订《证券法》首先要坚持市场机制的理念,平衡证券发行核准制与注册制的'双轨制'关系,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核心,厘清证券市场主体发行、保荐、上市、投资、交易与审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以及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监管关系,发挥证券监管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同时,需要解决证券违法的先行赔付、行政和解、行政处罚与司法诉讼对接的程序冲突,协调行政罚款和没收、上缴国库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从实证分析,《证券法》应当界定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边界;从规范分析,《证券法》需要权衡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公正与效率、成本与收益。

论契约型私募基金强制清算的制度建构

由基金的信托本质和基金财产的独立性可以得出清算的必要性,但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对契约型私募基金清算问题缺乏关切。一旦遇到清算僵局,投资者损失往往难以确定,导致相关纠纷长期悬空。现有主要进路有三:以清算作为定损的唯一依据、不经清算直接推定全损和第三方估值“代清算”。坚持清算作为定损的唯一依据与清算僵局的泛在之间存在深刻矛盾,立法真空之下的破局之道正是强制清算制度的构建。借助《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或相关司法解释出台为契机,着眼于强制清算的启动、强制清算小组的组织、基金财产强制清算的程序安排与司法鉴定的选择性引入,并以强制清算作为前置程序的衍生诉讼与怠于清算和违法清算的公法规制作为补充救济途径。以既有的公司强制清算制度为基础,充分尊重基金财产独立性与非主体性等特征,契约型私募基金强制清算制度的构建将沿着法治化轨道有序展开。

新《证券法》中的投资者保护

2019年I2月28日,备受瞩目的《证券法》修订案(以下简称“新《证券法》”)获得通过。其中,在投资者保护的问题上,可谓是“诚意满满”,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首先,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即代表人诉讼。这是新《证券法》在保护投资者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其保护投资者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人或数人在某一起案件上提起诉讼获得了胜诉,那么该案件上涉及的其他相同条件的投资者都可以参照执行,分享胜诉成果。

法定证券概念的调整与证券犯罪规制的关联

新修订的《证券法》将证券分为常规证券、境外证券、特殊证券及金融产品四大种类,明确增加了包括存托凭证、资产支持证券及资管产品在内的三种新类型,大大拓展了《证券法》的适用对象,但与此同时也删除了关于证券衍生品种参照适用《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与有待出台的《期货法》相对接。法定证券概念的调整会对证券犯罪规制产生较大影响,两者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度,对相关具体犯罪的认定亦存在一定影响,从而有必要及时推动《刑法》的联动修改,发展多元化的刑法立法体系,有效解决《证券法》与《刑法》在立法衔接上存在的困境与间隙,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有力惩处。

资本市场先期赔付制度的适用困境及破解思路——基于现有的先期赔付实践案例

先期赔付制度作为对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模式的一次机制创新性探索,在本轮《证券法》修订中引发了市场各方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先期赔付制度现有实践案例,分析该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风险与法律难题,包括其是否应当具有强制性、与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关系、如何制定公平有效的先期赔付方案、先期赔付协议具有何种法律效力等,并提出不宜强制保荐人等主体先期赔付、正确处理先期赔付制度与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关系、先期赔付协议对其他责任主体具有效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赔付人须以投资者实际损失为上限进行追偿等思路和建议。

作为积极股东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以投服中心为例的分析

由证券监管者主导建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积极股东出现,并获得一系列法定授权,是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版图中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这种特殊的股东积极主义有其理论与现实合理性,并有望伴随着《证券法》的修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也因各种约束条件而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适当匹配行权议题与手段,是投资者保护机构深化其股东积极主义探索的关键。监管者在助推这类新型股东积极主义的同时,应当对其所难以触及领域的替代性市场机制保持开放态度。

论股市危机后中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对策

2015年股市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对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证券法》重大修改的立法进程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2016年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不仅要积极创造股票注册制的市场条件,而且还要积极思考并设计出合理的相关制度。本文正是对股市危机后中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对策的重新思考。具体对策主要包括:将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确立为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注册制改革的同时改革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注册应当统一适用于股票和债券市场;注册制的制度设计重心应当立足于事中、事后和信息公开监管;建立严格的强制退市制度;完善相关法律责任制度和权利救济制度。

征稿启事

新《证券法》已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本次《证券法》修订是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落实和执行好新《证券法》中的各项制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证券法治研究和法治建设的重要主题。为了推动各界深入研究新《证券法》实施中的法律问题,《证券法苑》(CSSCI来源出版物)设立"新证券法实施"专题,面向海内外理论界、实务界的专家学者诚征佳作,并择优出版。现就征稿相关事项说明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