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音乐

《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乐歌，可以合乐歌唱。古代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或六艺，唯《乐经》后世无传，有人以为因秦焚书而亡失。清黄宗羲则谓《乐经》未亡，一部《诗经》，同时也就是一部《乐经》，《诗》与《乐》原是合一和并存的。他在《乐府广序序》中说：

“学莫便乎近其人”——《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谫评

标题所引文句,出自《荀子·劝学篇》：“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1]（P16）意谓学力提高的最便利有效的途径,是接近、请益于硕师益友;究研先哲名著,尤须明白此理。

读书的境界

中国人历来有勤于读书的传统：相传孔子当年删《诗》《书》，制《礼》《乐》，订《春秋》，就曾留下“手不停披”“韦编三绝”的美谈。而后苏秦刺股、孙康映雪、车胤囊萤、匡衡凿壁……一个个关于古人勤读的典故，更是不胜枚举。

黄佐《六艺流别》的文体论

文章从黄佐《六艺流别》文体的气脉，演变以及作品的解读等阐述黄佐的学术思想，即以博约为宗旨，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有伦有背，体大思精。

春秋思想界的张力:论新思潮与老传统的关系

春秋思想世界中存在着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诗》、《书》、《礼》、《乐》代表的老传统,另一个是齐桓-管仲的形名-事功思潮。作为新涌现的思想力量之代表,齐桓-管仲思想以效率、功利为其基本旨趣,其现实目标包括取物以归己与屈人(国)以就己,即"有为"。齐桓-管仲的形名事功思想与权力、物质利益牵连,拥有更强的变革现实的力量,由此成为春秋战国诸侯为之倾心的新的思想势力。晋文公图霸业之举措多借鉴齐桓-管仲,子产治郑国,尚贤使能,铸刑书,邓析据此造"竹刑"。这些以客观性、确定性、效率性为主导的精神可以看作是对齐桓-管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形名-事功思潮是对《诗》、《书》、《礼》、《乐》所构成的老的思想世界之反动,"礼崩乐坏"正是这一思潮崛起、冲击所带来的后果。这种新思潮一方面动摇了《诗》、《书》、《礼》、《乐》思想系统,成为与之对峙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这个思潮与《诗》、《书》、《礼》、《乐》思想传统一道构成了先秦诸子思想之源头与基本境域。两种思想力量之对立、激荡也构成了春秋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张力。老子以"无为"扭转"有为",其反对、超越的对象包含礼乐文化,但最重要的是形名法术。孔子从周,欲恢复被齐桓-管仲的形名事功冲击而逐渐式微的老传统。不同于老子同时拒斥礼乐、形名,孔子拒斥形名法令而使之归于仁与礼。老、孔思想所达到的境界皆基于以上两股精神力量之间的巨大张力。正视这两股思想力量及其对立构成的思想张力,为准确理解春秋思想世界及诸子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五经”的排列次第及其形成过程

在过去的时代,儒家所谓"五经"被尊奉到吓人的地步。对于这些典籍,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排列次第。一种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另一种是"《易》、《书》、《诗》、《礼》、(《乐》)、《春秋》"。

季老谈“国学”

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学”有了三种解释：1、国故学之说，即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2、一国所固有的学术。3、六艺之学，是孔子删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

曲阜瞻圣

仰之弥高逾泰岳，千古长流势黄河。孔庙林府尊至圣，万世先师昭日月。厄修《春秋》惊世作，世代垂仪订《礼》《乐》。修齐治平正《诗》《书》，杏坛播雨励志德。中和仁义道宽容，和而不同两用中。仁者爱人和兴邦，天地人和万物兴。

“五经”的排列次第及其形成过程

在过去的时代,儒家所谓“五经”被尊奉到吓人的地步。对于这些典籍,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排列次第。一种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另一种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前一种排列方法盛行于西汉以前,一般被认为是“今文”经学家的意见;后一种方法出现于西汉后期,

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

关于＂经典之前的智慧＂和＂神话＂最近看到一本美国学者的书：《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图0-01）。这本书主要讨论中国的经典——《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得以形成的文献基础。它和我们将要讨论的系列有一点相同：同样以＂经典诞生＂作为研究和思考的坐标。当我们说＂经典诞生＂或＂经典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话语里,

儒家经典有哪些

于丹的走红也带火了一批儒家经典，所谓的儒家经典究竟包括哪些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