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与性质的最早论述。本文认为,孟子之“诗”,是在指代讽谏劝正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迹熄诗亡”之说实质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周室寝微,政由方伯,公卿列士献诗讽谏制度荡然不存,讽谏劝正之辞不再被陈于王廷并因此走向衰亡;讽谏之诗衰亡了,以微言立大旨、寓损贬之义于其中的《春秋》于是产生了。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源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发

自孟子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之后,历代多有训解。魏源对历史上以颂、正雅或是变风之亡等来训解《诗》亡的各种说法都给予否定,认为应该从王者之迹熄来理解《诗》亡,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认识到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法的微言大义,知晓《春秋》是对王迹的承接,而《春秋》承接王迹是通过五霸来实现的。与以往人们论五霸多推尊齐桓、晋文不同,魏源特别称许楚庄王,多或少也有赞美清王朝的意味。

“诗亡”乃诗教亡——论王夫之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释

王夫之详察周代历史,并统观明代中后期的诗风及其与明代社会的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诗亡然后《春秋》作"进行了深度的阐释。首先,他认为诗亡、《春秋》作的时间是周桓王之时,桓王时代王政败坏,教化不行,天子受诸侯所制,孔子不得已作《春秋》以正名分。其次,他认为诗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王朝陈诗制度不再施行,民间诗歌哀音乱节也不足以取用,因此,不再有诗收录于《诗》;其二是指诗教亡失于天下,因而由《春秋》承担起教化之责。王夫之的这种阐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探微——兼论对《汉书·艺文志》的影响

《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可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提;而"《春秋》作"又是"诗亡"的延续。进一步而言,"诗亡"意味着"《诗》教"精神之亡,孔子正是为延续此精神而作"《春秋》",其背后潜藏着深刻的文化内蕴,并对后世著述,尤其对史书的编撰产生深刻影响。《汉书·艺文志》就充分体现了对"《诗》教"精神的继承和对"孔子作《春秋》"价值的认可。

夏南之乱:《诗》亡《春秋》作的转折事件

从《毛诗》系统来看,"夏南之乱"是"诗亡春秋作"的转折性事件。《左传》对此有深入记载。夏姬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但这个女主角几乎隐在幕后。《左传》叙事并不将历史眼光停留于女人的作为,这一取向值得深究。夏南之乱显露出"个人正当"与"礼法正义"的冲突,而"礼法正义"在叙事倾向中占绝对上风:不仅是德性,也包括由德性所规范的礼法秩序。从《诗》亡《春秋》作的转折可见,两性关系中潜藏的政治德性何以推动家国命运之兴衰。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史学意蕴

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两句话确实很值得玩味。汉以来学者将《诗》与《春秋》当“经”看待。明清之后有“六经皆史”之说。《春秋》是史书,无庸置辩,但《诗》是不是史,仍有不同的看法。近人多用训诂学的方法,或从史料学的角度说明诗与史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传统史学的功能来看待这一问题,并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形式及其演变,从而阐明孟子的话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束皙《补亡诗》考论

《诗经》六首“有义无辞”之作实为“有声无辞”之作,束皙为其所作的《补亡诗》在句式和语言上都更趋近《诗经.小雅》的特色。束皙将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融入到诗中,诗作看似拟古,实为写今,从而深化了诗的主旨。诗作中蕴涵的贴近百姓的深切感情与其赋作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民本思想。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诗》黜于上: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官府用《诗》

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诗》的传承由周代贵族所垄断的现象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各侯国的官府系统、儒家学派与非儒家的诸子百家三个传承系统。在各侯国的官府系统中,在"礼变"与"乐变"的社会背景下,《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崇利"、"尚法"与"轻儒"的社会思潮下,《诗》也为各侯国统治阶级所轻视,《诗》在战国官府系统中逐渐处于"受黜"的状态,这必然导致官府系统中的"《诗》之亡"。孟子所言的"诗亡"即是指官府用《诗》之亡。

孟子“《诗》亡”说的整体之思

传统经学诠释中,孟子的"《诗》亡"说被分解成《诗》的某部分、《诗》流传的某环节或《诗》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义则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与它所指引的政教文明方式的整体式微。注疏通过种种限定造成对孟子本义的割裂式理解。孟子"《诗》亡"包含了文章样式的颓败、经典地位的降格及政治、教化与文明样式的衰微。在王道衰微霸道兴起的政教文明格局中,为王道政治奠基的《诗》经衰亡,指引匡正霸道政治的《春秋》经兴作。

从六经所见孔子与档案之关系

本文认为，以往学者认为六经皆史，有失妥当。实际上六经除《尚书》和《春秋》外，余者均同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与其说六经皆史，不如说六经皆档案。六经经过孔子的删订，删订的原则为儒家的纲常伦理。此种做法有悖档案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亦给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带来了困难。

孟子“诗亡”说探究——立足于儒家“王道”传承的思考

“诗亡”说是孟子论《诗》的一大创见。历代学者对“诗亡”说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结合《诗》的产生、结集和流传的过程来看,孟子所言的“诗亡”并非指单纯的《诗》文本的亡佚,而是指诗乐(更具体为乐制)所具有的政教意义的丧失。从深层意义上来说,孟子言“诗”是为了彰显“王者之迹”(或“圣王之道”),提升孔子和《春秋》的地位,进而承续儒家的“王道”思想,以重构儒家的话语体系。

从文学角度看《管子》

从文学角度看《管子》张玉书一同中国真正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于商朝一样，有文字记录的文学史也要从商代的甲骨卜辞开始。从已发现整理的甲骨卜辞看，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为巫术附庸的文辞中，有韵语，也有散文，它们应是中国的最早书面文学的材料，也即是后代韵文...

奔流中的回旋——“五四”情诗的古典承衍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因社会转型时独特的"言说语境",使诗人主体精神高扬,从而产生心灵之爱的舒放歌吟。早在《诗经》恋歌集中涌现的西周晚期到春秋中叶,战乱频仍,礼崩乐坏。嬗变期间各地域文化特色及蕴蓄的活力渐突破周礼文化的束缚而征显,人们的思维势态也逐步由一统到多向、由沉寂到活跃,自由言情,即有了大量充盈生命热力的恋歌。再如东汉末造,官方儒学失去了对人心的控制,王充《论衡·本性》反对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神学思想。

用一生换一首诗

武汉大学教授尚永亮说过,生老病死,是严酷的人生规律,但由于人们长久地沉溺于日常生活中,逐渐失去了对它应有的觉察和感知。而悼亡诗词则将死亡事实鲜明地、集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趋于麻木的心灵产生刹那的震颤,获得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从悼亡诗到悼亡词广义的悼亡诗指所有悼念友人、亲人、爱人的诗歌,狭义的悼亡诗专指悼念亡妻的诗歌。《诗经·邶风·绿衣》和《诗经·唐风·葛生》可以被视为悼亡诗的发轫之作。

“挽歌”源流考论

<正>从文体学角度考察挽歌,有学者认为,'挽歌便是一种哀祭文体,它通常是用于为死者送葬之歌曲,大致是生者表达对于死者的怀念和哀悼之情'~①;但若从起源角度考察,挽歌'就是送葬歌'~②。作为哀祭文体的挽歌,是丧歌演化流变的结果。一、西汉——丧乐开始出现关于挽歌的起源,一种谓其起源于春秋时期,哀公十一年,齐国和吴国交战。

中日外交により生まれた万葉集

西安市乾乾陵。南侧最大陪陵章懷太子妃陵墓。陵壁50余壁画。狩獵·儀仗青竜·白虎·馬球共,使節画。唐王朝朝貢各国人使節描,一人日本使節。六人三人厚毛皮衣,秃頭高鼻唐王朝汇朝贡匕九各国人O使蹄.

试论《四库总目》的归类得失——兼与《隋志》之比较

《四库总目》记一代藏书之盛,以'典据'、'通变'为原则,发扬《汉志》以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是目录史上集大成之作。它为以后的目录著作、丛书目录、地方志中艺文志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官方样板。启学人以法门。但由于它是由满人统治汉人的封建时代的产物,又限于社会发展水平而认识未足,加之工程浩繁,严令催促,不可避免地也有些局限与不足之处。研究其体例结构,书籍归类的得失,对于从事古籍整理研究者以及从事目录史研究,撰写新的目录著作工作,尤有借鉴作用。今尝试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