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虞惇《读诗质疑》著述特征及其《诗》学史价值

严虞惇的《读诗质疑》作为清初《诗经》学汉宋兼采的代表著作,诠释了清代初年《诗经》研究多元化的学术特征。同时,严虞惇将对《诗经》文本的阐释和学术问题的论述相结合,论证《诗序》不应分大小、提出《诗序》非一时一人而完成、力主孔子删《诗》说、否定"淫诗"说等观点,对当今《诗经》学的研究与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史价值。

汤显祖的《诗》学观与《牡丹亭》之《诗经》阐释

汤显祖熟谙《诗经》,以“至情说”解读《诗经》,发现《诗经》的抒情本质。《牡丹亭》用《诗》受其《诗》学观影响。《牡丹亭》借《诗经》展开对卫道者的抨击,视陈最良、杜宝为维护封建伦理的传统《诗》教的代表,借杜丽娘之死讽刺了传统《诗》学观。杜丽娘以《关雎》《国风》为情诗,代表了明代新兴的《诗》学观。汤显祖继承《诗大序》的文学教化观,而不局限于封建伦理道德,仿《诗大序》创作戏曲专论,反拨晚明纵欲之风。杜丽娘逐情却不纵欲,是对传统《诗》教“好色而不淫”之旨的复归。

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

本文以《全宋诗》为依据,对北宋诗人的占籍、科第以及诗僧情况进行地理分布统计,结合统计,从文学史的角度对这一分布状况进行分析,并对其中所呈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展开讨论,以期重新描述北宋诗歌的演进轨迹,重绘北宋文学地图,重新诠释和理解北宋诗歌和北宋文学。

郭璞的《诗》学面貌及成因——以其诗文引《诗》用《诗》为中心的考察

以往人们通过考察郭璞《尔雅注》引《诗》来认识郭璞的《诗》学面貌,而对郭璞诗文引《诗》、用《诗》的情况较少关注。考察郭璞诗文所用《诗》学材料,并与其注书引《诗》的特点相对照,可见郭璞《诗》学特征乃以《毛诗》学为主,间涉三家《诗》说,既注重《诗》的字句本义,亦重视《诗》的经学功能。郭璞在其著述中所呈现的《诗》学面貌,受到两晋时期经学环境,郭璞的学术背景,其与晋元帝、明帝及琅琊王氏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郭璞对《毛诗》的取舍和对三家《诗》的借鉴,体现了其实事求是的治《诗》态度;郭璞在注书中更注重《诗》的字句本义而在诗文中更注重《诗》的经学功能,这一不同侧重体现了其《诗》学面貌的非单一性。

海昏《詩》非出於《韓詩》辨

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竹簡本《詩經》(下稱“海昏《詩》”)是近年考古工作中的重大發現。對於海昏《詩》的學術派别,學界多數將之劃歸《魯詩》。但亦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爲海昏《詩》屬於《韓詩》系統。文章先就這一觀點的主要論據進行細緻的檢討,隨後從海昏《詩》與《韓詩》的文本對勘入手,對兩家的慣例用字、注解内容、詩旨解讀、篇章結構四個方面進行比較,發現它們存在明顯的歧異,由此可以斷定海昏《詩》並非《韓詩》系統的著作。至於海昏《詩》具體的《詩》學歸屬問題,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其與《魯詩》存在著明晰的親緣關係,不過這仍有待於海昏《詩》全文的整理公佈,始能做出更準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