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与风化:早期《诗》教功能的分化与转变——基于出土文献的再思考

在《诗》学史上,“《诗》教”的基本含义就是以《诗》作为教育的内容或素材,并通过一定的教育形式而达成对人道德的培养。从春秋至汉代,《诗》教经历了从官学转为私学、再从私学向官学的复归,施教者、受教者以及“《诗》教”所要培养的道德意涵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诗》教”的功能是与人们对《诗》的经典意义的理解相应的。而对《诗》经典意义的塑造,面临着一个《诗》所特有的困难,即《国风》诗篇的来源、内容以及意义的驳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内在地影响着早期“《诗》教”功能的演变。《关雎》作为《风》之始,围绕该诗的解读最为鲜明地体现着这种演变。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也谈朱熹“《诗》教”旨趣

从教育学的立场来说,朱熹“《诗》教”的核心目标在于“导性情之正”;实施的具体途径,则是根据诗歌的特点令受教育者在《诗经》的阅读和学习中感发志意,将正性情内化为自觉的言行规范和精神追求。

儒家《诗》教传统与汉代诗歌讽谏论

孔子强调诗歌讽谏功能的诗教、诗学观,对汉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毛诗》大小序、三家《诗》、司马迁、班固、王逸、郑玄等皆继承了讽谏论诗的传统。汉儒不仅在文学批评中强调诗歌的讽谏功能,还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以《诗经》当谏书;在创作上,仿照《诗经》作者“大谏”的传统,在诗歌中寄寓讽谏之义。重视诗歌的讽谏功能,是汉代诗学的重要特点。

孔子《诗》教视野下的“《诗》始《关雎》”及其阐释转向

汉人的“《诗》始《关雎》”之说发端于孔子而形成了阐释的转向,从内在理路上看,恰恰是由孔子《诗》教的先天缺陷所导引的。孔子《诗》教以教育修身为起点、以礼乐教化为旨归,二者具有一体性;表现于《关雎》,无论在内容还是在音乐的展演上,都具有推广君子教化的典范性。孔子《诗》教无意中遮蔽和消解了其教育功能方面的《诗》教意涵,这引导了孔门后学及至汉儒释《诗》舍弃了教育修身的维度,而将“《诗》始关雎”的阐释完全转向“王教之端”的伦理化建构,最终形成了指向宫廷“后妃之德”和“夫妇人伦”的经典化意涵。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临川四梦”引《诗》所见汤显祖“《诗》教”观

汤显祖的所有戏剧作品皆有征引《诗经》的现象,从中可见,他对"《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反思。汤显祖认同"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但更强调"不愚",通过《牡丹亭》中杜丽娘"为诗章讲动情肠"的情节设计,剥落了《诗经》的伦理附会,还其"性情之响"的本真面貌,由此塑造了聪慧学习者的形象。"临川四梦"在受教效果上强调性别差异:肯定女子的诚挚、知行合一,批判男性的虚伪、心口不一,从而提出思想变革的要求。汤显祖的"《诗》教"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而是与明代中后期"新人文思潮"崛起、论《诗》风气转变等有较大关联,亦为晚明文化生态相互作用之例证。

王夫之《诗》教思想的成人之道及当代意义

王夫之在继承传统《诗》教观的基础上,结合明清之际的时代课题,形成了以“余情”为中心的“和乐”《诗》教思想。其《诗》教思想的成人之道主要围绕培养君子的“和乐”道德品格展开。基本路径是在“礼”的框架下通过“诚之”过程中的“择善固执”与“慎独”以及“恒定”的道德意志,促使君子的“和乐”道德情感不断自觉内化,进而指导君子践行天下大同的“乐政”实践,最终实现“乐生”的终极道德理想。王夫之《诗》教的成人之道对培养当代学生的“和合”精神、家国情怀与民本思想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代圣人立心——孟子“《诗》教”的特征分析

“《诗》教”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始终。先秦儒家“《诗》教”作为其源头,对儒家“《诗》教”的发展具有奠基的作用。其中,孟子的“《诗》教”受到“圣贤救世”的历史观和“诗言志”的《诗》学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代圣人立心”的特点。具体地说,就是以“温柔敦厚而不愚”为目标,选择有关圣贤王道的诗章作为教育内容,并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方法论。

王夫之“和乐”《诗》教思想影响下的生死观--以《诗广传》为核心

王夫之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生死、出处等重大人生问题是他首先要进行的人生思考,因此《诗广传》中也反映了王夫之的生死观,可以概括为“裕于死生”。相对于“裕于死”,王夫之更关注劫后余生的君子如何“裕于生”的问题。受其以“裕情”为中心的“和乐”《诗》教思想影响,王夫之认为一个合格的君子应该“岸狱之日不丧其可爱”“可生可死而不可贰”,因此处乱世的君子应表现出“孤心”与“孤气”,而非“德孤”。同时,作为理学家的王夫之其深刻之处还在于其所进行的形而上的探索,他提出“择”与“恒”是实现“裕于生”的基本保障,而“仁”与“礼”则为一切行为的准则。

“性情”与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

孔子在说诗实践中之所以给予＂情＂以充分重视,就是想从＂情＂教来建立人道,最终将人的心理情感导向对仁德的追求,使人性朝着善的方向流化,从而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教结果。

从“《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谈孔子的《诗》教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一所载“《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的文字对孔子《诗》教具有重要意义,“乐”应为“《诗》乐”,“文”指“《诗》的文采”。“《诗》志”、“《诗》情”和“《诗》言”构成孔子《诗》教的三大核心内容。孔子藉《诗》培养个人的社会文化知识、情理涵养和辞令谈吐,由“志”———“情”———“言””的过程是君子以《诗》入学由浅至深、由内修至发外的过程。

从清华简《诗》类文献看先秦楚地《诗》教特征

清华简中的《诗》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用于王室贵族教育的《诗》选本,与儒家编订的《诗》选本存在共同文献来源,经过楚国史官和乐官的重新整理编订,杂入了具有楚地巫祀文化特征的《祝辞》等咒语诗。《诗》教是战国楚地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楚地《诗》教侧重"以《诗》儆戒""以《诗》明德""以《诗》达情"的功能,在于以"诗义"培养德行,以"诗乐"陶冶情操。楚地《诗》教发轫于西周时期的礼乐之教,成型于春秋时期的六经之教,在战国时期接受儒学影响,转型为德政之教。战国时期列国注重事功的政治导向对《诗》教产生消极影响,清华简反映出战国后期楚地《诗》教地位的下降。

论《关雎》“以色喻礼”与儒家《诗》教思想发展

《诗》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隐含着潜在的教化功能。儒家以孔子肇始,至汉代《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诗》教理论体系。《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以色喻礼"是其提出的重要《诗》教观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且与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连接孔子"礼乐"教化与汉代《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通过系统梳理汉以前儒家对《关雎》题旨的解读,可以反推儒家《诗》教思想的发展和演进。

先秦《诗》教管窥——兼论对青年网络道德异化问题的纠治

《诗》教是中国古代以《诗》为载体、以道德情感培育为旨归的社会教化模式。《诗》教具有国家邦交人才辞令教育、贵族子弟品行教育、古代家庭人伦教育三个方面内容,以情感教育、道德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为主要化育形式且综合施教。当今青年网络道德异化问题仍然严峻,而《诗》教在处理青年网络道德异化问题方面具有育本真之性情、修感恩之道和成乐善有为之己等重要价值启示。

“感通”情意 敦和《诗》教——以《论语》为本

孔子非常重视《诗经》的教化作用,《诗》教乃是浸润着情意、感通于物我之间的人生艺术。《诗》教之价值在于敦情和意,感发人之意义生命,使人内尽其性、外与物合,将《诗》作为获取功名利禄、推行礼乐教化的工具和手段就流为末用。而《诗》之"情意"机制本于"感通"之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无不浸润着人与人之间共通的感情。具体《诗》教的阶段,孔子在《论语》中两次提到"始可与言《诗》",则修养其心,明"诚"之道,始能学《诗》。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先秦进谏制度与怨刺诗及《诗》教之关系

先秦典籍、铭文对进谏活动多有记载。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对进谏艺术做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在各种进谏方式中,通过诗歌实现的讽谏最受推崇。《诗经》中大量的怨刺诗,本是以诗讽谏的政治实践活动的有组成部分,其"怨而不怒"的情感特点和重视修辞艺术、委婉曲折、含蓄蕴藉等艺术特点的形成及《诗》教的产生,均受到以诗讽谏之政治实践的制约。

经学诠释学视域中的儒家《诗》教观——以“思无邪”为中心

透过经学诠释学的视域,儒家以"思无邪"为中心的《诗》教观,是历代儒士在《诗》之为"义之府"的前理解中,对《诗》教意义在此时当下的筹划、构建及修正。作为第一位自觉的《诗》学诠释者,孔子断章取义,引《诗》论《诗》,以"思无邪"本文的字面意义对《诗》教的意义予以概括性的规定;《毛诗序》则将"思无邪"的整体意义规定为一种政教类型,视《诗》本文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统一体,以"美刺"言诗,形成从整体到部分融贯一致的封闭的诠释循环系统;朱熹则以对本文实际真理的肯定修正"美刺说",并在"劝善戒恶"的层面,重新构建了"思无邪"之"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的去邪归正的《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