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孟子《诗》论研究的综述及展望

近10年来,孟子《诗》论研究的总体趋势是更加注意用联系和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更加向纵深发展;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有明显不足,还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拓展,"内外兼顾",深入探讨。

孔子删《诗》论争平议

古今学者对孔子删诗说的论争,其分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孔子删《诗》说的源起与生成,二是最早否定孔子删《诗》说的是何人,三是孔子删《诗》说可信与否的具体辨析。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最早的否定者是孔颖达。从古诗三千之数、孔子编选取舍的标准、季札观乐等角度考查,孔子删《诗》说可信。

王夫之“拟议变化”的《诗》论观

明清之际,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宗旨研经立说。其《诗》学著作《诗广传》对《诗序》的众多突破与发展,在当时的《诗经》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其"拟议变化"的《诗》论观。在"拟议变化"《诗》论观烛照下,王夫之沿着经世致用的解经思路,将《诗经》阐释与时代风气和政治紧密结合,能够对《诗经》学讨论的传统问题提出新见,开拓新的解《诗》路径,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经学的学术风貌。

理学家《诗》论的主旨

通过与孔子和汉儒论《诗》主旨的比较 ,论述了理学家解《诗》的目的和宗旨在于涵养性情 ,修身养性 ,即感发善心 ,因此特别重视《诗》之兴 ,由对《诗》的解读 ,进而分析《诗》的创作 ,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诗》的文学作品的本质 ,这是《诗经》

从《汉书》称《诗》论定《毛诗序》基本完成于《史记》之前——兼答张启成先生的商榷

通过对《汉志》所载“《毛诗》二十九卷”和“《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的重新解读,并结合清人的意见,认为所谓“故训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故训”恰恰是今所谓“毛传”的内容;而“传”恰恰是今所谓“毛序”的内容,并梳理了西汉《毛诗》的传本情况。在《史记》广泛流传之前,《毛诗序》已经存在并流传。结合经学史,论证《左传》、《古文尚书》在汉初已经成书并流传;《古文尚书》并非只有孔安国一个系统。卫宏不可能作《毛诗序》。卫宏在东汉中前期古文经学兴盛时期,对流传已久的《毛诗序》有可能做了“润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将“毛诗故训传”中“传”的内容,定名为《毛诗序》。后世所谓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盖由此而来。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宋代金文著述引《诗》论略

考诸经传为宋代金文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宋代金文研究的考诸经传中,《诗》属被征引较多的文献之一。宋代金文研究引《诗》形式多样,主要表现在字词互证、名物互证、史实互证。宋代金文研究的考诸经传为"二重证据法"之滥觞。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就《诗》论诗乐的相依关系

《诗经》诸诗是配乐的歌词,也就是说《诗经》最初是有曲谱的,可惜后来亡佚了,所以,我们今天对《诗》乐的研究只能依靠诗歌本身的音律了.一般说来,披乐入诗,以声传情。

论杨慎《升庵诗话》中的《诗》论宗尚

学界关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中的李、杜诗论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对其《诗》论的内容关注不多。通过对《升庵诗话》中所载有关《诗》论的内容分类进行了整理分析,得出如下观点:一是杨慎论《诗》和作诗皆主情,有"尊唐抑宋"的明显倾向;二是宗尚《诗》所具有的"含蓄蕴藉",其创作师法杜甫或许也源于此;三是反宋儒以"理"解《诗》,尊汉儒承继孔圣之说。

《论语》引《诗》论《诗》说

本文对引《诗》论《诗》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论语》引《诗》论《诗》有其独到之处,而用途则主要为表达社会理想,阐述学问之道,明修身履德之义,批判规谏及表达试论观念。

《墨子》引《诗》论

自春秋时期起,引《诗》成为了诸子散文中常见的论述方式,该文以《墨子》一书中可考证的8处引诗为切入点,讨论《墨子》引《诗》的特点。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文化共情与场景融合——以《诗画中国》为例

文化类综艺节目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共情传播和场景传播是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重要理论支撑,是节目的核心和载体。《诗画中国》通过数字戏剧化的主题演绎,实现共情传播,引发观众的文化认同;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元化艺术形式,实现场景传播,改善观众的观看体验,并将传统诗画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相融合,积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创新提供了借鉴。

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诗经》学名家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顾炎武〈诗经〉学研究》

卢玮玮博士所著《顾炎武〈诗经〉学研究》一书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该书以顾炎武治《诗》为研究对象,素材主要涉及顾氏《诗本音》《日知录》论《诗》内容、其他著作中引《诗》论《诗》条目等三部分,目的是全面呈现顾炎武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及对后世《诗》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书是目前学界首部对清初大家顾炎武《诗》学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对当代《诗经》学研究薄弱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填补意义。

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昆剧《诗宴·唐才子传》的主题意蕴与审美意象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作的《诗宴·唐才子传》是一部案头场上兼善的昆剧作品,在主题未更改的前提下艺术质量经打磨不断提升。《诗宴·唐才子传》在主题意蕴上,通过三个维度阐释了富有哲理性的“如何相逢”;在审美意象上,主要表现为凉秋冷冬,而在此意象之下,该作品揭示的是人生勇敢向前的正确取向和优秀诗作皆是诗人心血之凝结的道理。

以古非古: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一种释《诗》理路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是清代“三家诗”校注、辑佚的集大成之作。该著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对《毛传》《郑笺》《孔疏》等古文经学经典做了汇总式大批判。但王先谦往往也借用《周礼》《左传》等古文经传来否定《毛传》《郑笺》的观点,或直接列举《毛传》《郑笺》之说以彰其舛误;对《说文解字》以及古文时贤名家亦颇为注重,或以之为批判对象,或以之为论证材料,其最终目的仍在于非“古”是“今”。《诗三家义集疏》这种借古文经典来否定古文经说的入室操戈式释《诗》理路,极具创新意识,在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意义甚大,理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演绎的跨媒介特性——以《诗画中国》为例

跨媒介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方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演绎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化乃至文明发展的必然走向,《诗画中国》在发挥跨媒介优势以促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演绎方面作出了积极地努力。由题材集中创作、意象符号系统与情感精神共鸣三层文化机制造就的中国文化继承性、综合性特质是《诗画中国》跨媒介呈现的内在动力与支撑;《诗画中国》的跨媒介呈现在展演方式、情境营造、艺术叙事、艺术接受等方面实现了艺术表现效果的突破;就跨媒介的意义旨归而言,《诗画中国》根植文化传统,立足现代语境,面向大众群体,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演绎的当下需要。以《诗画中国》为代表的跨媒介艺术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演绎的路径探索提供了经验借鉴,激发出经典文艺作品的新内涵,实现了中华文脉的现代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