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主创新:美国诗歌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研究

美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起于清末,在五四运动时期始成规模。本文梳理了美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译介与传播历史,重点清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诗歌译介与研究史,认为美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经历了从20世纪上半叶的模仿与化用、20世纪末期的学习与成长、21世纪之初的借鉴与对话到新时代的中美并行与自主创新的成长之路。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在美国诗歌译介与研究方面坚持为己所用的文化传统,也反映出新时代的中国学术已然走进了文化自信与自主创新的新阶段。

查尔斯·赖特诗歌的“中国意象”接受研究

查尔斯·赖特以其丰满灵动的诗歌意象在美国现代诗坛独树一帜。赖特意象构建的自觉、对意象取材原则的理解以及意象情感结构的把握与他在象征导师埃兹拉·庞德的影响下,理解与接受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构建方式密切相关。通过溯源赖特与“中国意象”的邂逅,分析其诗歌意象“意”与“象”的契合点,阐释其诗歌意象以象寄情和以情具象的情感结构,进而把握其诗歌文本的整体意境,可清晰地勾勒出赖特的诗歌艺术对“中国意象”的接受图景。

“讲好中国诗歌故事”之李白诗歌英译经典化机制探究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将李白的诗歌进行英译是一项既富有挑战又极具意义的工作。李白诗歌英译经典化机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依赖于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持续的努力;需要不同译者群体的贡献,展现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多样性;同时受到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要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和创新能力,如此才能持续推动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

修辞可控的中国古典诗歌生成

中国古典诗歌是一种语言凝练、语义丰富的文学艺术,它的创作因素有许多方面,修辞手法是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诗人在进行创作时通常会使用修辞手法来增强诗歌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该文致力于构建具有修辞手法创作能力的诗歌生成模型,以此来提升生成诗歌的多样性、趣味性和新颖性,从而增加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审美体验。该文首先通过人工标注、词句特征提取、训练基于BERT的修辞分类器的方式构建一个修辞诗句数据库,然后将每首诗按照一定的方式序列化成一个长句子,并以此来训练语言模型得到诗歌生成模型。自动评测和人工评测结果表明,模型可以生成具有特定修辞手法的诗歌,且生成诗歌的质量相比基线有显著提升。

为诗一辩:基于认识论视角下的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观

西方认识论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颇具影响的“为诗一辩”行动,三次行动均涉及诗歌的社会功用,也不同程度地阐释了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为诗一辩”的行动并未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史诗一家”的文化传统,诗歌与历史的关系结合十分紧密,而且诗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无须为诗进行辩护。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进程十分曲折而多变,其中蕴含着现代诗歌与历史关系的探讨,中国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孔。20世纪20年代现代诗歌的发生期,郭沫若和李金发对于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分别采用了融入现代科技元素和借鉴西方深层心理机制探索的方式,拉开了中国现代诗歌认识论的帷幕。三十年代以卞之琳为代表的将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相结合的“化古”与“化欧”的中西比较思维将认识论进一步推进。四十年代穆旦和冯至分别从潜意识与佛家认识论,以及身体美学和深层审美心理结合方式将现代诗歌认识论推到全新高度。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已经意识到现代诗歌历史观的重要性,陈超和耿占春分别提出了“个人化-历史修辞”和“别样的写作”当代诗学批评路径,二人分别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为当代诗歌批评探索出切合实际的当代诗学历史观。如何分辨和界定现代诗歌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呼之欲出,随着当代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之间的割裂状态的加深以及诗学认识论的提升,“为诗一辩”的必要性已经凸显出来。随着现代诗歌的发展,有效引进现象学中的“意向性”概念,通过对“我思”和“反思”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机制研究可以拓展现代诗歌在历史观方面的认识论研究路径。

俄罗斯汉学家巴斯曼诺夫译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研究

本文从语词出发,基于文本比较辨析,揭示俄罗斯汉学家巴斯曼诺夫如何通过在翻译中模糊、消解乃至颠覆中国古代女性诗歌“情感”主题背后的古代宗法制婚姻架构和性别秩序,将其泛化为规避婚姻事实的男女“爱情”,从而在俄语语言—文化场域构建出中国古代诗歌的“爱情诗”序列,完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异域改写。基于对中国古代诗歌中“情感”主题与欧诗(俄诗)中“爱情”主题的比较,本文指出中国古代思妇诗、怨妇诗等诗类与西方爱情诗之间在“主体性”原则方面存有本质差异,这一差异构成了译者对原诗“情感”主题“误读”“误译”的根源。

美国深层意象派诗歌中的中国古典色彩

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和接受的目的是改变当时的诗歌现状,以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为代表的深层意象派诗人的学习则更加深入,转向了诗歌创作本身,他们深化了意象的含义,提出了“深层意象”的诗学理念。在诗歌创作中,他们不仅化用了陶渊明、白居易等隐士诗人的诗句,更是深入到诗人的精神世界,汲取了诗歌背后清净无为的道家思想,从而发展了“深层意象”的诗学理念和自然宁静的诗歌意境,使诗歌突破了根深蒂固的理性传统,具有了空灵朦胧的东方审美意识和诗歌特色,为美国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拓展——评刘继林新著《民间话语与中国现代诗歌》

刘继林的新著《民间话语与中国现代诗歌》从民间话语的辨析和考量出发,围绕民间话语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大众传播和本土接受等问题展开。该著结合中国现代诗歌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重点考察分析了民间话语在中国新诗的平民化、革命化、大众化实践及民族形式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呈现的意义,以及所带来的问题,阐述了中国现代民间话语丰富而复杂的诗学内涵。其宏阔的研究视野、多样的研究方法、全新的研究路径,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袁行霈的治诗之道——以《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为例

袁行霈先生为学多方,在诗学研究领域独辟蹊径,成果卓著,他的著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为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借鉴。袁先生运用史论结合的诗学研究方法,兼顾诗歌艺术史的考察和诗歌艺术论的探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下两编的编写呈现出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诗学研究方法。他还注重“横通”与“纵通”的治学理念,运用了纵横双向比较的诗学研究方法研究诗歌。

一诗舞成——读《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霈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将最初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诗歌艺术的研究上,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拆分研究现状的驱动。袁行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在对中国古代诗词进行深入分析的同时,也为当代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着眼于中国诗歌艺术理论,着重论述了言、意、象、境等中国传统美学概念。

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 听哈利·帕奇在《李白诗歌十七首》中“讲中文”

说起“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这一话题,听众一定都会联想到普契尼的《图兰朵》。其实,“中国情结”在西方作曲家心中由来已久。在西方音乐作品中,类似这般以中国主题为立意的作品还有许多,它们凝聚着作曲家对遥远而古老的中国的几许好奇与遐想。

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影视文学中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以《长安三万里》为例

本文基于多模态话语理论,从文化层面、语境层面、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入手,对比分析相同中国古典诗歌在影片《长安三万里》和诗集《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许渊冲译李白诗选》中不同的译文,探究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在影视翻译中呈现出的特殊性,进而总结出影视文学翻译的特征以及视觉艺术与想象艺术的区别与联系。

西方现代派诗歌的中国美学溯源:钱兆明《中国美术与现代主义:庞德、摩尔、史蒂文斯研究》评介

《中国美术与现代主义:庞德、摩尔、史蒂文斯研究》系钱兆明先生《“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诗歌中的华夏遗产》的续篇。该书主要考察了中国美术与西方现代派诗歌间的渊源关系,揭示中国美学思想对西方现代派诗歌发展的重大意义,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溯源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教学研究

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文教学中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本文从语言表达能力、审美情趣、文化素养、情感和人文关怀以及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审美情趣、提升文化素养、培养情感和人文关怀。

中国古代诗歌传播对日本俳句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与日本俳句的形成(一)中国古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封建时期的中国无疑是东亚范围内的文化核心。从政治、经济领域上看,中国“天下共主”的朝贡体系使历朝天子成为周边藩属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者。这也推动了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以汉字、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汉字作为最强势的文化载体广泛流传。

大语言模型建构中国古典诗歌传播新范式

中国古典诗歌颇具文化特色,其富有文化负载词和情感内涵,因此极具翻译难度。近年来,大语言模型高速发展,其能否凭借情感计算能力准确地翻译文学文本,并借此推动中国古典诗歌甚至中华文化的传播,已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课题。现以大语言模型为基础,选取代表性诗歌《关雎》和《如梦令》进行分析,将不同语言模型之间的译文进行比较,总结语言模型普遍的语言能力和思维模式。不同的大语言模型在处理中国古典诗歌时各具特色,目前来看,想要完全通过大语言模型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高效传播仍任重而道远。

西方汉学的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以雷之波的《西文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目录》为中心

加拿大汉学家雷之波2012年整理的《西文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目录》,分三个类别收录了西方汉学的相关文献691种。通观《目录》,从主题来看,有关中国诗歌的诗学研究和对诗作、诗人的专题研究较为突出;进入目录的430位汉学家中,绝大多数只收录1种文献,但亚瑟·韦利和华兹生以及华人学者刘若愚等,均贡献出较多作品;相当数量的中国诗歌翻译目录文献被收录其中,凸显出其翻译史、目录学的研究价值。该目录并非完美之作,但仍囊括了西方汉学百科全书式文献、中国文学史文献及专门的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文献,是一份具有学术史价值的文献索引。

作为“诗的内在精神”与“技巧”的节奏--对《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学考察

中国现代诗歌追求散文化,在已经有了丰硕的创作成果的前提下,其能否成立却至今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应理论话语的缺失。王雪松努力建立的“节奏研究框架”为“节奏”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望将中国现代诗歌批评与研究从“格律”话语体系中解救出来,进而化解追求散文化的中国现代诗歌对于自身是否成立的怀疑与焦虑。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研究仍有着诸多困惑,需要众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和助力,其中更不能少了哲学思辨的助力,而在哲学已经实现语言学转向的今天,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研究在哲学思辨上遭遇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学困惑,因此对王雪松的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研究进行语言学考察就是十分必要的。

“彩色的诗”:中国现代诗歌中的印象派绘画因素探微

印象派绘画对视觉感受的艺术写真,对主观精神的强烈表现,契合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追求,成为对中国现代诗歌影响最大的西方现代画派,为路径探寻中的中国现代诗歌提供了思维启迪与艺术借鉴。印象派绘画给予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视觉真实的光与色的捕捉,二是对客观物象瞬间整体印象的抓取。由此,中国现代诗歌以对色彩、光影的描写以及对物象整体印象的表现,形成一首首光色流淌、印象鲜明的“彩色的诗”。

叶维廉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观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域、秉持不同文化理念的中外译者有着不同的翻译思想和路径。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和建构了以“模子”为核心概念的比较诗学理论,并将之践行和贯彻于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观,彰显了华裔学者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诉求,突出了中国文学和诗学的属性和特质,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提供了富有个性的研究角度和实践路径。本文以叶维廉的两部古典诗歌英译作品为研究基础,从解读方式、表达理念和接受效果3个方面思考和评述叶维廉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观,分析其比较诗学观在翻译中的体现,阐述其诗学观与翻译观的汇通途径。本研究希望能对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对中国文学形象在海外的建构和接受研究作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