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开宗、宋荦《诗正》之“诗论”考论

清初著名诗人贾开宗、宋荦,曾经合辑过一种重要的清初诗歌总集《诗正》,现今很可能已经失传。现根据有关资料,对《诗正》一书的性质、编者、成书时间等作出推测,同时为之辑得一组佚文《诗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两人的诗学思想,为清初诗歌总集与诗歌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加翔实、丰富的参考。

卜辞“雨不正”考释——兼《诗·雨无正》篇题新证

这篇文章通过对甲骨卜辞中“雨不正”一语的考释，将《 诗·无雨篇》的篇题予以新证。

“《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毛诗正义》研究述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毛诗正义》研究有如下主要特点:前期的《毛诗正义》研究是角度多成果少,属于试探性质;后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相比于前期,探索面有更多的拓展,同时也出现重视《毛诗正义》从《诗经》学到诗学的转变过程中的意义,在文学理论、文艺批评的角度集中深入总结《毛诗正义》的《诗经》学成就的趋势,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毛诗正义》单疏本考

《毛诗正义》单疏本,可分为两大体系:唐写本和宋刻本。唐写本包括已发现的敦煌残卷以及保存在日本的残卷。宋刻本中,北宋淳化刻本早已亡佚,南宋绍兴原刻孤本残卷保存在日本,日本尚有和刻本,我国亦有嘉业堂影印本。此外,宋刻单疏本中还有蜀本,但已不存。《毛诗正义》单疏本,不仅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而且还能够借以考索《毛诗正义》的原貌。

《四库全书总目》中《诗》学著目的纂修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对《诗》学源流进行梳理。以《毛诗序》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学说为《诗》学之"正";以朱熹《诗集传》及前后与之相联的学说为《诗》学之"变";以不尊孔子删定的《诗经》和攻击《诗大序》、依托伪经说《诗》以及以"佛"说《诗》等离经乖义者为《诗》学之"异";以涉入科举讲章、以文学观说《诗》或疏于考证、牵合附会者为《诗》学之"衰"。体现出主正容变,黜异贬衰的《诗》学著目纂修思想。

沈德潜《诗经》文学诠释

沈德潜以格调说诠释《诗经》,强调温柔敦厚的审美风格,评析体法,突出情感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借演绎"《诗》正而葩"诠释《诗经》的美学风格。

《汉书》引《诗》初探

《汉书》是汉代引《诗》较多的一部典籍。《汉书》引《诗》显示了《诗经》在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多种文化领域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又体现出“《诗》以正言”的《诗》学观念,并有助于理解其具体含义。考察《汉书》引《诗》可以为《诗经》研究开启一扇新窗。

关于“正月”及其他——与孙玉文先生商榷

本文就孙玉文先生《〈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提出一些辩驳意见。主要有 :对《诗经·小雅·正月》一章“正月繁霜 ,我心忧伤”中的“正月”的解释的讨论 ;对“不律”、“不来”、“”、“”等是否单纯词的探讨 ;对《诗经·小雅·隰桑》一章及《诗经·邶风·新台》二章押韵情况的看法 ;对汉语“篱笆”能否和藏语“ra ba”比较的看法等。

《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

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受到过“批判”也引起过讨论,日本小川环树氏为其辩护而写的书评,认为此应有钱氏自己的标准,是个尚未解开的“谜”。《钱锺书手稿集》对此提供了答案,包蕴着丰富的诗学内涵,体现了他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钱氏随后赠小川氏《宋诗选注》一书,并亲笔改动大小九十余处,约三千多字,小川氏题名“钱氏手校增注本”而珍藏。这些“改笔”,有的为再版本所采入,而有润饰增删,有的未被吸收,有的改了又恢复旧貌,等等,都清晰地留下钱先生学术思考的印迹,为研究《宋诗选注》提供了生动的新材料。

论《汉书》“《诗》以正言”与《诗》之“用”

《汉志·六艺略》序明确提出"《诗》以正言,义之用"。《诗》不仅可以匡正"言",还可以作为凭据佐证"言",《诗》的价值在这两方面都得到认证。儒家的五常之"义"寄寓于《诗》中,通过引《诗》便可以用其"义"来规范和引导言行。不仅如此,离开"义"的五常背景,《诗》具有的现实指导性还表现在政治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践价值得到更全面验证。《诗》与"言""用"得以结合的原因在于:一是西周春秋时期对教"言"和"言"教的重视;二是春秋时对《诗》的广泛运用;三是汉代对经术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