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夷《诗源辩体》的诗歌发展史观探究

明代是中国诗学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开始有了诗歌发展史观的自觉。王世贞的“衰中有盛,盛中有衰”、胡应麟的“诗以代变”“格以代降”的思想影响了许学夷诗歌发展史观念的形成。许学夷在历时性的宏观视野上,以理势观为出发点,以正变为主线,在自律与他律的交织中,呈现出诗体“正”“变”“亡”的演变逻辑,并在否定之否定中表现出“诗体代变”的特征。他对诗歌演变路径的分析、“理势观”的表达、“他律”与“自律”的阐释,全面呈现其诗史观念。他批评公安诗学,继承与发展了王世贞与胡应麟的诗史思想,为清代诗歌发展史观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许学夷《诗源辩体》的宋元诗评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在其著作《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一中补充了对宋元两朝诗歌的评价,但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许学夷对宋元诗歌的整体评价不高,认为诗歌至晚唐已达到流变的极致,无法超越。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宋人梅尧臣和黄庭坚,认为二者诗歌虽有可取,亦多“怪恶”,是“变中之变”;元人侧重元好问和杨维桢,肯定二者在元代诗歌创作中的成就,但也指出其仍有“变多于正”的缺陷。许学夷的宋元诗论代表了晚明复古派对宋元诗的看法,也是他“复古崇正”思想的表现。

许学夷生平与《诗源辩体》的刊刻及影响

许学夷是晚明江南最有影响的诗论家之一。他不为官、不从商,潜心诗学,倾其一生之力创作完成了《诗源辩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许学夷一生居于民间,既不依附权贵,也不攀附学术权威,显示出“负气而多傲”的性格特征与独立精神;《诗源辩体》两个版本刊刻的艰难过程,正是因他的“草根”身份与不依附权贵的品性所致。虽然《诗源辩体》在清代影响有限,但并不能掩盖它的学术价值以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宋主变,不主正——《诗源辨体》在宋诗问题上的三点思考

许学夷的诗歌理论主要反映在《诗源辨体》中,他从复古诗论“崇唐抑宋”的理论出发,对唐、宋诗及历代诗歌发展的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在张扬复古诗说的同时,从诗歌对“情性”的表达,诗歌发展的“正”与“变”,及宋诗流传的客观现实等方面,修正并弥补复古诗论对宋诗的偏见。

清初姚佺评选《诗源》的时代特色

清初顺治年间姚佺编选评点的《诗源初集》,是清初人选清诗中较有特色的一种。编选者秉持遗民的政治视角,选入和评点了大量的表彰抗清志士、抨击新朝暴政的时人之作,同时能针砭或剖析贰臣作家的有关作品,细腻分析失节者的复杂心态,对晚明和南明的士风和朝政,亦不乏尖锐的批评。选集中的作者,多为选家友人。凡此,构成了选评《诗源》鲜明的时代特色,亦体现了清初人选清诗的独特风貌和价值。

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

对《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的原因,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两点:一是清人认为该书基本承袭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属复古派、格调派一类,故对《诗源辩体》评价不高、重视不够。二是作者身为布衣,《诗源辩体》的影响因而受到限制。笔者以为另有三个因素可加以考虑:第一,《诗源辩体》作为总集,选诗部分失传,影响了《诗源辩体》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有密切关系;第三,许学夷的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到确立,从而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

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辩体》的写作缘起

本文主要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与批评背景。《诗源辩体》是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种种倾向而产生的。明代前期以《唐诗品汇》为代表,许学夷评其述源流、序正变方面“率多谬误”。又批评明代中后期几种论诗倾向:偏重学习齐梁、晚唐诗的一派,以杨慎为代表;只提倡学习《诗经》与汉魏诗的一派,以徐祯卿为代表;袁宏道的“背古师心”与钟惺等人的“诡诞相尚”是其反对的第三种论诗现象。针对上述种种诗学状况,许学夷特别强调辨别体制的重要性。

许学夷《诗源辩体》对曹植诗的批评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作为明代复古派诗论的集大成之作,其诗学思想基本继承复古派,主张师法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重视诗之体制、格调等,但其在诗歌的正变之辩等方面亦不乏创见。如许氏认为曹植诗与汉诗相较,已体现出"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体既整秩"而"事由创撰"与"体既端庄,语复雅炼"等特点,并认为曹植工于诗作等。由此也折射出许氏的一些诗学思想:其认为汉、魏之诗有异同;他主张"审其源流,识其正变",以"情兴"论诗;并主张"体制为先",强调体制规范的变化,以"本色"论诗。

论《诗源辩体》的陶诗研究

许学夷《诗源辩体》认为陶渊明诗歌的巨大成就在于其高度的原创性,也在于其写意性,在于其真率自然,在于其理胜气足;陶渊明、谢灵运虽然各臻其妙,但陶诗高于谢诗;陶诗对后世影响深巨,许多著名诗人学陶仅得其一。《诗源辩体》关于陶诗的许多研究在当时推陈出新,独到深刻,个别论点今人仍未超越。

“自为一源”: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陶诗论

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陶诗几乎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虽然确立了陶诗批评的艺术标准,但其后的前、后七子派及其后学却没有继承之,他们提出"诗弱于陶"的观点,并视陶诗为"偏格",斥陶诗于古诗宗法对象之外。在明代复古诗学进程中,真正走出陶诗批评困境的是晚明的许学夷。面对七子派及胡应麟等人在"古体宗汉魏"的诗学宗尚影响下所形成的"诗弱于陶"以及陶诗属"偏门"的传统观念,许学夷推崇陶诗之自然风格,提出陶诗"自为一源"的论调,并进而指出陶诗之"流",实属难能可贵,这也反映出明代复古诗学演进过程中对陶诗批评的自我调节与逐渐体认。

中国传统诗学中“《诗》源观”的发展定型

“《诗》源观”在汉代建立,与汉代《诗》学和文化特征相一致。随着诗学从魏晋走向自觉,“《诗》源观”亦在南朝齐梁时走向定型,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更多的文体被纳入《诗》源中,二是《诗》源内涵多与文学自身的本质属性相关。后世在这个问题上继承很多,发展余地少。“《诗》源观”之所以能在齐梁走向定型,最主要的原因是诗学自觉意识的高度发展。

《诗源辩体》中的唐代七律诗论

唐诗学是明代诗学的主体,七律研究是明代唐诗学关注的热点之一。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成为了明代唐诗七律研究的总结之作。

《诗源辩体》对韦柳五古的接受及其诗学意义

许学夷是明末著名诗论家,其《诗源辩体》注重考辨诗歌源流、正变,是一部重要的诗学著作。其对韦柳五古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是对“唐体之小偏”的韦柳五古承继陶诗从而形成萧散冲淡风格予以肯定;二是对韦柳五古进行了同中有异的辨析;三是对韦柳五古高下之争给予独到而富有辩证性的论断。许学夷认为萧散冲淡是韦柳诗风之同,而柳之“沉郁”乃韦所不及,“无色声臭味”则是韦之特色。这种接受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韦柳五古的认识、推动韦柳五古的经典化,更在整个韦柳五古接受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同时,这种接受也反映了许学夷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格调诗学的突破和发展,从而彰显出明末诗学思潮复归开放、多元的重大转变和理论转型。

由“天成”论许学夷《诗源辩体》之汉魏六朝五言诗诗学观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是晚明辨体诗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书中许学夷用多个诗学术语分析诗作,其中"天成"是其论析汉魏六朝诗歌的关键术语。对"天成"一词的研究,有助于辩证地看待许学夷的汉魏六朝诗学观。

《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评判及原因探析

《中兴间气集》基于风雅新颖的选诗标准及才性批评的论诗方法,先认可朱湾故作隐逸的行为,再赞赏其诗具有契合隐者身份的脱俗、含蓄优点;而且高仲武肯定大历诗坛的交游风气,所以偏好朱湾的席间应酬之作。《诗源辩体》基于律诗以初盛唐为典范,大历趋于衰变的贯通诗学视野,以初盛唐诗为参照凸显朱湾诗的语言浅俗之弊;而且许学夷反感交游权贵,故而鄙夷朱湾的席间之作,同时借贬斥朱湾诗,表达了对公安派俚俗倾向的批判。探析《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化评判,可窥见二者不同的诗学观念。

《诗源辩体》对《文心雕龙》《诗品》的批评与接受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第三十五卷中对历代诗论以时为序进行了邃密有据的辩说。他虽总体评价汉魏六朝诗学所论"浮泛迂远",但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仍对汉魏六朝诗学代表即刘勰《文心雕龙》及钟嵘《诗品》的诗学观点有所采纳,并能提出富有新见的批评和总结,从而完善了明代以溯诗之源流、辨诗之正变为手段的复古诗论。具体而言,许学夷在"折衷""得要"等诗学研究方法上多能体认褒扬刘勰,而在溯诗源、品第诗人及诗歌美学方面,则主要批评接受了钟嵘的诗学思想。

《诗》学视野下汉代“《诗》源观”的建立

"《诗》源观"在汉代能够建立的原因比较多,其中《诗》学发展这个原因比较重要。先秦两汉《诗》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经学化。这一方面使《诗》在汉代获得了"经"的地位,且汉人以为经能解决现实中的一切问题,对于文学来说,亦是如此。这是"《诗》源观"在汉代得以建立的最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汉人对《诗》的内容的独特看法。而这符合他们对文学的要求。这乃是"《诗》源观"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可以说,汉代"《诗》源观"的建立既与先秦两汉的《诗经》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又是此时《诗经》学发展下的产物。

清诗总集作品丛考

清诗总集是清代诗歌作品的一个渊薮。但与此相应,有关清诗总集在具体作品的处理上,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全面、系统地考察清诗总集所收的作品,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现在以姚佺辑《诗源》、沈德潜等辑《国朝诗别裁集》、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中的三个例证,专门作为这个题目的一个引子。

许学夷对初唐诗歌中唐诗精神的审视

许学夷对不同时代诗歌的评价,往往运用不同的理论概念以突出不同时代的特色和个性风貌。他对初唐诗歌审美特征的揭示,运用的关键术语是“才力”和“造诣”,从而改变了初唐诗歌评价对六朝承接的局限性,发现了初唐诗歌的唐诗特质。

從“聖門”到“詩家”——“風人”意念的轉向與明代詩論

"風人"一辭主要指《詩經》"國風"一脈的詩人,首先包括"國風"詩篇的作者,次被引申爲繼承"國風"抒情傳統的理想詩人的範型。作爲一種批評策略,"風人"的詩學原則與漢儒所奠定的經典解詩傳統呈現出同源而異趣的發展轍迹,其重心逐漸從"聖門"的經典語境過渡向"詩家"語境,被開啓章法、修辭、言意關係等語言情意結構層面的理解和研究維度。此一詩學轉向大致在明代以"辨體"爲理論要素的文章學語境中達到高峯,以許學夷《詩源辯體》爲集大成之標誌,完成對多種資源的綜合。"風人"的完整內涵至此包括諸如風刺、考正、比興、寄贈、微婉、溫厚、言近旨遠、不落言筌等一系列倫理價值或美感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