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夷生平与《诗源辩体》的刊刻及影响

许学夷是晚明江南最有影响的诗论家之一。他不为官、不从商,潜心诗学,倾其一生之力创作完成了《诗源辩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许学夷一生居于民间,既不依附权贵,也不攀附学术权威,显示出“负气而多傲”的性格特征与独立精神;《诗源辩体》两个版本刊刻的艰难过程,正是因他的“草根”身份与不依附权贵的品性所致。虽然《诗源辩体》在清代影响有限,但并不能掩盖它的学术价值以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

对《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的原因,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两点:一是清人认为该书基本承袭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属复古派、格调派一类,故对《诗源辩体》评价不高、重视不够。二是作者身为布衣,《诗源辩体》的影响因而受到限制。笔者以为另有三个因素可加以考虑:第一,《诗源辩体》作为总集,选诗部分失传,影响了《诗源辩体》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有密切关系;第三,许学夷的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到确立,从而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

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辩体》的写作缘起

本文主要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与批评背景。《诗源辩体》是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种种倾向而产生的。明代前期以《唐诗品汇》为代表,许学夷评其述源流、序正变方面“率多谬误”。又批评明代中后期几种论诗倾向:偏重学习齐梁、晚唐诗的一派,以杨慎为代表;只提倡学习《诗经》与汉魏诗的一派,以徐祯卿为代表;袁宏道的“背古师心”与钟惺等人的“诡诞相尚”是其反对的第三种论诗现象。针对上述种种诗学状况,许学夷特别强调辨别体制的重要性。

许学夷《诗源辩体》对曹植诗的批评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作为明代复古派诗论的集大成之作,其诗学思想基本继承复古派,主张师法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重视诗之体制、格调等,但其在诗歌的正变之辩等方面亦不乏创见。如许氏认为曹植诗与汉诗相较,已体现出"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体既整秩"而"事由创撰"与"体既端庄,语复雅炼"等特点,并认为曹植工于诗作等。由此也折射出许氏的一些诗学思想:其认为汉、魏之诗有异同;他主张"审其源流,识其正变",以"情兴"论诗;并主张"体制为先",强调体制规范的变化,以"本色"论诗。

论《诗源辩体》的陶诗研究

许学夷《诗源辩体》认为陶渊明诗歌的巨大成就在于其高度的原创性,也在于其写意性,在于其真率自然,在于其理胜气足;陶渊明、谢灵运虽然各臻其妙,但陶诗高于谢诗;陶诗对后世影响深巨,许多著名诗人学陶仅得其一。《诗源辩体》关于陶诗的许多研究在当时推陈出新,独到深刻,个别论点今人仍未超越。

《诗源辩体》中的唐代七律诗论

唐诗学是明代诗学的主体,七律研究是明代唐诗学关注的热点之一。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七律论成为了明代唐诗七律研究的总结之作。

《诗源辩体》对韦柳五古的接受及其诗学意义

许学夷是明末著名诗论家,其《诗源辩体》注重考辨诗歌源流、正变,是一部重要的诗学著作。其对韦柳五古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是对“唐体之小偏”的韦柳五古承继陶诗从而形成萧散冲淡风格予以肯定;二是对韦柳五古进行了同中有异的辨析;三是对韦柳五古高下之争给予独到而富有辩证性的论断。许学夷认为萧散冲淡是韦柳诗风之同,而柳之“沉郁”乃韦所不及,“无色声臭味”则是韦之特色。这种接受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韦柳五古的认识、推动韦柳五古的经典化,更在整个韦柳五古接受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同时,这种接受也反映了许学夷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格调诗学的突破和发展,从而彰显出明末诗学思潮复归开放、多元的重大转变和理论转型。

由“天成”论许学夷《诗源辩体》之汉魏六朝五言诗诗学观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是晚明辨体诗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书中许学夷用多个诗学术语分析诗作,其中"天成"是其论析汉魏六朝诗歌的关键术语。对"天成"一词的研究,有助于辩证地看待许学夷的汉魏六朝诗学观。

《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评判及原因探析

《中兴间气集》基于风雅新颖的选诗标准及才性批评的论诗方法,先认可朱湾故作隐逸的行为,再赞赏其诗具有契合隐者身份的脱俗、含蓄优点;而且高仲武肯定大历诗坛的交游风气,所以偏好朱湾的席间应酬之作。《诗源辩体》基于律诗以初盛唐为典范,大历趋于衰变的贯通诗学视野,以初盛唐诗为参照凸显朱湾诗的语言浅俗之弊;而且许学夷反感交游权贵,故而鄙夷朱湾的席间之作,同时借贬斥朱湾诗,表达了对公安派俚俗倾向的批判。探析《中兴间气集》《诗源辩体》对朱湾诗的两极化评判,可窥见二者不同的诗学观念。

《诗源辩体》对《文心雕龙》《诗品》的批评与接受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第三十五卷中对历代诗论以时为序进行了邃密有据的辩说。他虽总体评价汉魏六朝诗学所论"浮泛迂远",但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仍对汉魏六朝诗学代表即刘勰《文心雕龙》及钟嵘《诗品》的诗学观点有所采纳,并能提出富有新见的批评和总结,从而完善了明代以溯诗之源流、辨诗之正变为手段的复古诗论。具体而言,许学夷在"折衷""得要"等诗学研究方法上多能体认褒扬刘勰,而在溯诗源、品第诗人及诗歌美学方面,则主要批评接受了钟嵘的诗学思想。

论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才力”说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是明代一部集大成的诗论著作。作者在品评历代诗人及其诗作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有特色的论诗见解，如才力、造诣、兴趣、正变、通变和大变等。其中，才力说在许学夷品评历代诗作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诗歌文体的深层结构——许学夷《诗源辩体》诗歌“体制”论研究

"体制"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六朝文论中已有明确论述。在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中,体制是指诗歌文体的深层结构,具有类型性、整体性和规范性特点。诗歌体制蕴涵在各类优秀传统文学作品之中,又通过诗人的长期阅读、涵咏和写作,内化为诗人的诗歌创作观念。因此诗歌创作是两个层次结构的有机统一:表层结构是诗人个人意与词的表达与运用,这是诗人自身才力、情感以及语言技巧等的具体表现;深层结构则是诗人对诗歌体制的认识和掌握,作为内化于诗人观念中的文体范型,体制潜在地规定了诗歌的语言、情感等具体要素。体制所要求的诗歌内部文与质、情与辞的有机统一,需要通过"托物兴寄"的方式实现,由此形成了诗歌体制"玲珑""委婉""悠圆"等特点。

《诗源辩体》与明代复古诗学的重新整合

许学夷《诗源辩体》,体现了纠驳前人之说以指引诗道的自觉意识,其基本宗旨乃在于重新确立诗歌复古的方向,变革“近世”的“背古师心”现状。该书论述的基本思路与七子派的复古诉求比较接近,对诸子的论诗之见或有汲取。然又并非对诸子之论的单纯承袭,而是在汲取应和之际间辨其中之得失,凝聚着作者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独特思考。特别是较之王世贞、胡应麟等人相对体系化的诗学论见,该书表现出更为详密、中正、严饬的思想结构,尤其集中反映在宋前诗歌价值序列的系统展示,宋、元、明诗的全面检视,以及“诗先体制”说的具体阐释等方面,实是对明代复古诗学的重新整合。

诗论史的出现——《诗源辩体》关于“言诗”传统之省察

诗论史、文学批评史在我国的出现,一般被认为是在近现代受西学影响的产物;实则在晚明即已产生类似诗论史的著述,许学夷《诗源辩体》"总论"部分独立成卷的对历来"言诗"传统的省察、评估即是值得关注的个案。对其内容、性质与生成背景加以探讨,除了可为观测学术现代化在我国历史上的内应式转换提供珍贵的案例与视角,更重要的是深入许著的历史语境,依据其所述"言诗"传统的范围与知识谱系及其所呈现的新价值基准,真正把握其自身的殊异性和传承演变脉络。

试论《诗源辩体》的价值及其与《沧浪诗话》的关系

明清两代论诗,几乎都要旁及《沧浪诗话》,如高棅的初、盛、中、晚唐之分,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以及各种＂神韵＂、＂性灵＂、＂格调＂说,都与《沧浪诗话》有渊源关系,可见严羽的影响之深远。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恐怕并非严羽的神通广大,主要是唐代诗歌的卓越成就,特别是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的作品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诗论史的出现——《诗源辩体》关于“言诗”传统之省察

我国的诗论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六朝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的出现,已被认为是相当博大精深的“成一家之言”之作。南宋以来,随着文学担当主体阶层下移,诗歌消费市场形成,以及刻书业发展,对诗格、诗法、诗话著述的类编与丛刊,一直不乏其作。然而,专门按时代述论的诗论史或诗学批评史却显得凤毛麟角。

许学夷《诗源辩体》编刊始末考

许学夷《诗源辩体》的编纂历时四十年,其初刊本、修订稿本及再刊本完整地保存至今,可据此重建书籍形态的变化过程。万历四十一年以前为初撰期,诗选与《小论》合称《诗源辩体》,《小论》十六卷以全书之名单刻,作者仍期待补刊诗选;万历末至崇祯五年为修订期,通过调整注释、引文、凡例、分卷、分册等构件,作者让《小论》脱离诗选,独立承担诗史书写的功能;许学夷殁后为再刻期,刊者遵作者遗嘱精刊诗论,而诗选体量过于庞大,最终无力自刻以致亡佚。以上编纂史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动态地解读许学夷的诗学建构意图。

许学夷对初唐诗歌中唐诗精神的审视

许学夷对不同时代诗歌的评价,往往运用不同的理论概念以突出不同时代的特色和个性风貌。他对初唐诗歌审美特征的揭示,运用的关键术语是“才力”和“造诣”,从而改变了初唐诗歌评价对六朝承接的局限性,发现了初唐诗歌的唐诗特质。

從“聖門”到“詩家”——“風人”意念的轉向與明代詩論

"風人"一辭主要指《詩經》"國風"一脈的詩人,首先包括"國風"詩篇的作者,次被引申爲繼承"國風"抒情傳統的理想詩人的範型。作爲一種批評策略,"風人"的詩學原則與漢儒所奠定的經典解詩傳統呈現出同源而異趣的發展轍迹,其重心逐漸從"聖門"的經典語境過渡向"詩家"語境,被開啓章法、修辭、言意關係等語言情意結構層面的理解和研究維度。此一詩學轉向大致在明代以"辨體"爲理論要素的文章學語境中達到高峯,以許學夷《詩源辯體》爲集大成之標誌,完成對多種資源的綜合。"風人"的完整內涵至此包括諸如風刺、考正、比興、寄贈、微婉、溫厚、言近旨遠、不落言筌等一系列倫理價值或美感特質。

《徐陵集校笺》的重大贡献

中古文学史上有“徐庾体”这一名目。诗话一类著作中的“徐庾体”固然专指诗歌而言，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所标举者，又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云：“五言自梁简文、庾肩吾以至于（徐）陵、（庾）信诸子，声尽入律，语尽绮靡，其体皆相类，而陵、信称最盛。”“声尽入律，语尽绮靡”确实是诗之“徐庾体”的两大特色，但“徐庾体”并不限于诗歌，它同时或者说首先乃是指文，当然是骈体文。《周书·庾信传》云：“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