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秦风·无衣》研究述论

历代学者对《诗经·秦风·无衣》的主旨、作者与作时的诠释分歧较大。其诗旨有“刺诗”与“美诗”二说,其作时有秦庄公、文公、穆公、康公、哀公五说,其作者则有秦人、秦哀公、周人三说。诸说或不能成立,或仅为多种可能之一种。这既是由于历史文献记载模糊、诗歌内容简单、文字训释多歧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又与诠释者的战争、阶级、正统、国家诸观念及政治立场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以史证《诗》”方法的过度运用,使该诗的诠释处于多解而无解的状态。为避免这种状况,《诗经》部分诗篇或可采取有限的“以史证《诗》”即“模糊研究”的方法。

一曲震荡千年的边塞古歌——《诗经·秦风·无衣》赏析

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是颂战诗还是反战诗——对《诗经·秦风·无衣》的新识

(一)《无衣》传疏种种为了节省翻书的时间,姑录全诗如下: 无衣(秦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戈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几千年来,历代学者对《无衣》一诗主旨的传疏,一向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诗小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国欲焉。”但《齐诗》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说:“秦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战习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

论《诗经》“共衣”文学主题的生成与《红楼梦》“共衣”情节

“共衣”文学主题肇始于以《诗经·秦风·无衣》为代表的借衣抒情之作,其生成是原始思维的表现,也与秦地气候酷寒相关,更与早期秦地多战争的现实,以及春秋时期盛行“共衣”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诗经·秦风·无衣》三章吟咏衣物不同,其所象征感情层次也相应发生变化。随着《诗经》的传播,“共衣”发展成为诗歌主题,进而演变为叙事文学主题。《红楼梦》中发生在宝玉和蒋少涵、宝玉和晴雯之间的两“共衣”情节踵武《诗经》,借“共衣”言“共情”,同时又突破《诗经》中“共衣”主要被用作抒情手段的局限,将其作为结撰和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意脉,体现出《红楼梦》对《诗经》“共衣”主题的接受、阐释和发展。

从《诗经·秦风》看秦人的尚武精神

《诗经·秦风》是秦人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其中突出地表现了秦人的尚武精神。诗中既有对秦人武器装备的武力炫耀,也有对秦人精神风貌的武威张扬,还有对秦人军事训练的武艺激赏。而这种尚武精神为自强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鲜活的血性因子。

由《诗经·秦风》看秦人的原始生命力

《诗经·秦风》体现了秦人强烈的原始生命力。这种原始生命力主要包括强烈的尚武重勇精神和深沉的爱情品格两个方面,它使《秦风》在《诗经》中具有一种独特风格,使秦文化在整个黄河文化中具有更显著的相对独立性;它是秦人最终完成盖世霸业的主要精神动力。

从《诗经·秦风》看秦人的尚武精神及其成因

《诗经·秦风》突出地表现出了秦地人的尚武精神，这在《无衣》、《小戎》等诗篇中明显反映出来。秦人的尚武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秦人的祖先就是凭武力崛起，并一步步强大起来的，秦人的重利思想又促成了秦人尚武精神的发扬。

从《诗经·秦风》看秦人的西部文化风貌

《诗经·秦风》十篇是研究秦人西部文化风貌的重要史料,其中前五篇为一组,从《车鄰》至《终南》,产生于西周后期;后五篇为一组,从《黄鸟》至《权舆》,产生于春秋时期。两组诗以秦人在与戎狄的斗争中发展、立国、壮大为主线,展示了早期秦文化中显著的重军功、尚气概、轻礼义、重真情的西部特色。这种尚武与纯情的完美结合,正是秦人快速崛起、后来居上的文化奥秘。

《诗经·秦风》文化简论

符号作为文化的物化载体,承载凝聚着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核。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文学,将文化的质素统摄于语言符号之中,在所指与能指中包蕴文化的内核。作为秦地文学的早期代表《诗经.秦风》,在语言符号中既反映出了秦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所积淀而成的好勇尚武的秦文化,又体现出了秦对异质文化尤其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吸纳,从而使《诗经.秦风》彰显出多元文化的色彩。

陇右出土秦早期车马葬与《诗经·秦风》的互证研究

陇右地区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葬、甘谷县毛家坪秦人墓葬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墓葬发掘中秦早期文物不断出土,推动秦早期文学研究高潮跌起。将出土的秦早期车马葬和《诗经·秦风》进行互证研究可以看出秦人"独此一家式"的文化特色,表现为鲜明的尚武特质、发达的礼乐文化和突出的华戎交汇特色。早期秦人在相对边远的地理空间上撒播了中华文明,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范围,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

说《秦风·小戎》──《诗经》名物新证之一

说《秦风·小戎》──《诗经》名物新证之一扬之水因为大规模车战的需要，先秦的制车业格外发达。若夏人奚仲做车的传说不作信史的话，从有实物可徵的晚商算起，至（诗经》的时代，车的制造，也已经走过了发明、发展的阶段，有了一套成熟的工艺。因此，在（诗）裹边，车、...

《诗经·秦风·渭阳》作年考

《诗经·秦风·渭阳》是春秋时期秦地的风诗。《渭阳》作年,汉唐人认为是在康公即位后的一段时期,乃秦康公怀念母、舅之作。宋人认为在晋文公重耳从秦国归晋时候,乃秦康公见舅怀母之作。清人对旧说都提出了质疑。在清人考据的基础之上继续考订,可以得出《渭阳》作年当在前621年,秦康公送公子雍归晋时。《渭阳》是对秦康公助公子雍归晋史事的记录,表达了秦康公对穆公的致敬以及建立伟业的渴望。

《诗经·秦风》与秦的礼乐制度

从文献记载和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秦在西周到春秋早期,建构了完备的礼乐制度,《诗经·秦风》作为秦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得到传播。《诗经·秦风》反映了秦礼中的飨礼、田狩、车舆制度、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诗经·秦风》表现了秦地风俗,具有"教训正俗"的意义,反映秦国臣下对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加强。从《诗经·秦风》来看,秦所建构的礼乐制度具有自身特点,是在新的形势下对礼乐制度发展的代表。

《秦风·无衣》英译本生态翻译解读

立足于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从翻译的生态环境及生态平衡维度对《秦风·无衣》生态翻译的内涵与践行进行解读,阐释翻译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如何在译者的适应选择中和合共生,从而实现翻译的生态平衡,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成功。

论《诗经》中秦风与齐风尚武精神的异同及成因

《诗经》中的《齐风》产生于老牌东方大国齐,是齐文化的结晶;《秦风》产生于西方新崛起的强国秦,是秦文化的成果。《诗经》的《秦风》和《齐风》,都表现出一种"尚武精神",但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政治、经济、民风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齐,秦二风中的尚武精神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处。本文主要比较《诗经》中《齐风》和《秦风》尚武精神的异同,并进一步探究造成二风尚武精神异同的原因。

《诗经·秦风》与周代礼乐文化

自东汉班固始,历代论者多以“尚武”为《诗经.秦风》的特征,但这是不全面的。在崇尚武功而外,我们从《秦风》中处处可见周代礼乐文化的印记,此即季札所说的“夏声”,而历代论者大多忽略了这一重要现象。《秦风》中所见之周代礼乐文化,具体来说有车舆、马政、燕礼、田狩、朝觐、聘问、丧葬、饮食等礼仪。

《秦风·黄鸟》与周秦文化冲突探论——《诗经·秦风·黄鸟》之文化背景考析

周平王东迁后,仍有部分西周遗民留在关中地区。随着在历史渊源、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近似于殷商而与周之间有着较大差异的秦国人入主关中,周文化与秦文化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诗经.秦风.黄鸟》中所反映出的"国人"对"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一事所持的复杂态度,便有可能来源于周秦文化在"从死"问题上的冲突。

团结御外侮 并非刺用兵——解读《秦风·无衣》

从民俗历史、思想内容、与《诗经》其他战争诗的比较等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秦风.无衣》的主旨并不是刺用兵,而是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其独具矫健而爽朗的风格正是秦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发扬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保证。

文化碰撞与交融下《诗经·秦风》的文学品格

《诗经·秦风》在十五"国风"中独树一帜,表现了集刚和柔两种文学品格于一体的独特风貌。文章主要探讨《秦风》之所以具有独特的文学品格,是因为它植根于两种不同文化——中原文明与西戎文化碰撞交融的土壤。

《诗经·秦风·蒹葭》风格独特的成因探析

秦人素以好战爽直著称,《诗经.秦风》中一些作品的风格也都印证了秦人豪爽的性情,如《车邻》的昂扬、《无衣》的豪迈等等,感情率直奔放,均不似《蒹葭》的柔美与委婉。在《秦风》中,风格独特的《蒹葭》的出现,绝非简单的偶然,它与秦文学范畴的界定、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秦对周文化的继承密切相关。